國合會專家呼吁:全球攜手實現經濟發展綠色轉型

　　“我們目前面臨的不僅僅是經濟和金融的危機，也涉及到其他問題，比如在經濟危機后欲實現千年發展目標怎么辦？氣候變化的問題怎么辦？經濟已經與環境緊密相聯，所以，我們在這里談的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問題了。”在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合會)近日舉辦的2009年圓桌會議上，來自全球環境與經濟領域的專家學者表達了他們的憂慮，也提出了共同的呼吁:應對經濟動蕩，要全球攜手實現綠色經濟，共同邁向綠色發展。

　　經濟危機影響深遠，振興計劃必須重視氣候變化

　　盡管很多人不喜歡“危機”這個詞，但當前危機的確存在，不論在經濟領域還是環境領域。即使是沒有目前的經濟危機，人類要想恢復生物多樣性，乃至緩解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堪后果，也是非常困難的。

　　談及經濟危機帶來的負面環境效應，國合會首席顧問亞瑟?漢森指出，“我們已經看到在有些國家對于環境的評估正在減弱，這樣一來對環境的監管也有可能會減弱。經濟在不斷的恢復，有很多的項目正在出臺，在這種情況下，新項目在上馬的時候很可能會忽略環境的評估和監管。”

　　另一方面，在經濟恢復的初期，很多發展中國家可能會恢復得更快一些，對中國來說是如此。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會面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很可能是其他的發達國家也面臨的一些問題，那就是怎么樣能夠把國外的產品引到自己的國家來，在這個時候引入的這些產品是不是符合環境的要求，政府是不是應該給那么多的補貼等等。所以，經濟刺激措施是對環境的補貼，但并不是所有的錢都會花到環保方面。

　　“我們必須要說服這些經濟學家、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告訴他們恢復計劃一定要是綠色的，它不僅僅是一個環境保護的問題，同時也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使經濟恢復，而且有利于經濟長期的發展。”國合會委員德里克?梅森納對此也闡述了他的看法。

　　首先，氣候變化給全球的經濟帶來了非常大的威脅，對于人類的發展，對于全球的安全問題，都遠遠超出這場經濟危機。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環境的問題，而且環境出現了危機后，是不可逆轉的。更值得重視的是，全球變暖的速度要比人們想像的還要快得多。

　　梅森納強調說:“我們現在處于經濟危機當中，許多政府、經濟學家都在說我們應該首先解決經濟的問題，然后再解決環境的問題。但是實際上這個想法是錯的，它跟目前正在發生的氣候變化是不相對稱的。”

　　其次，他希望能夠在所有的刺激計劃中進一步減少對高碳的依賴。同時，要在未來進一步減少碳排放。

　　漢森發言中提到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論文，它是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院在2月份發布的一個報告，主題是全球經濟的綠色恢復。報告中提到刺激方案不能替代長期的發展行動，但是可以減少最終的氣候和能源政策成本。在美國具體的例子當中，經濟學家經過認真分析得出結論，每10億美元投資綠色經濟，在美國會帶來3萬個就業機會，以及4.5億美元的能源節約。

　　正在迅速發展的，還有人們的理念，即越來越關注氣候變化和經濟復蘇、生態復蘇，這是一個根本的轉變。漢森進一步解釋說:“如果不能阻止氣候進一步惡化，我們也不能實現經濟的復蘇。實際上經濟的復蘇如果不能使我們應對氣候變化，這種復蘇也不是持久的復蘇。”

　　實施綠色經濟與綠色新政，為解決經濟危機找到道路

　　就在不久前，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表了一份題為《全球綠色新政政策概要》的報告，倡議全球實施綠色新政，其目的就是要在應對這些風險的同時，尋求一條有效而可持續的解決這些多重危機的道路，確保“后危機”時代的經濟遵循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模式，避免繼續加重我們這個社會面臨的兩個最嚴重的危險:生態資源緊缺和氣候不穩定。

　　雖然目前對于綠色經濟這個概念，還有很多爭議，但包括綠色基礎建設、生態環境恢復、清潔飲用水、固廢處理和垃圾處理等關鍵要素，都是必要的。除此以外，還包括可持續性的技術，不光是技術的研發，還涉及技術的商業化。

　　來自中國環境規劃院的副院長王金南對中國的綠色經濟發展做了初步的研究，他指出，“十一五”期間，中國的綠色經濟、綠色產業的投入和投資規模很大，能夠帶來相當于600億元人民幣的稅收收入，新增1800萬就業人口，以及兩萬億元左右的消費。所以，整個綠色經濟或者綠色產業的發展，在中國應有一個很好的勢頭。

　　他呼吁用這種綠色經濟、綠色產業的概念來應對金融危機，并制定國家的綠色產業振興規劃。

　　“在動蕩多變的金融危機之后，國際社會應該說對這場危機的認識取得了某種程度的一致，就是這場危機既是風險，也是我們進行系統創新的一次重要的機遇。”出席會議的國合會首席顧問支持專家組組長任勇的這番話也是當前許多國家的一致認知。

　　中國到底有沒有綠色新政？任勇認為，其實以提出科學發展觀為標志，中國的發展進入一個重要的戰略轉型期，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全局看就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為總綱；落實這個科學發展觀就是要達到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的和諧社會。

　　從資源環境角度來看，生態文明的提出相當于在全社會建立一種保護環境、尊重生態規律的共識。在這個共識下，中國也確定了一系列創新性的原則，比如說又好又快發展，還有環境保護的“三個歷史性轉變”，這些本質上就是綠色新政的體現。

　　僅有這些創新性的戰略思維還不夠，隨之中國還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動舉措。比如說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以及建立有效的經濟政策體系，包括生態補償、綠色信貸、綠色證券等。當然，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方案的實施也應該說是中國綠色新政一個很重要的、現實的行動。

　　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及時調整了宏觀經濟發展的戰略，這是將傳統發展模式下面臨的挑戰轉化為謀求新的發展模式的機遇，也就是如何使中國的經濟轉向綠色發展。從2008年底到現在，僅僅3個多月的時間，中央政府新增加的2300億元財政投資中有230億元是用于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的項目，所占的比例是10％，涉及到重點流域的污染防治、垃圾處理、天然林保護及防護林建設等領域。

　　現有的措施依然不夠，中國還要有所創新，有所超越。任勇表示，在世界各國的刺激計劃里，在綠色投資所占的比例以及投資的主要領域，可以看到中國的比例很高。但是從領域上來講，其他歐美國家主要集中在能源效率的提高、再生能源的開發。

　　對此，中國也應有所借鑒。對于短期的經濟恢復，現有的做法是可行的，但是更多的是從長遠的戰略考慮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這也是去年國合會提出從科學發展觀的長遠和大局考慮怎樣應對金融危機。

　　與會專家指出，能否做一個大膽的設想，這次金融危機之后，世界是否會迎來一場關于清潔技術、清潔能源這樣新技術革命？

　　技術更新已不是問題，低碳經濟或為繁榮起點

　　綠色經濟的恢復是否能帶來低碳經濟的發展或者恢復？很多專家和學者也圍繞這一熱點話題展開了討論。

　　國合會委員斯蒂芬?漢茲指出，從發展的角度講，過去人們的想法是以大量的對自然資源無度的利用來進行開發，特別是對礦物燃料的使用。現在人們需要的是21世紀的發展模式，這樣的發展模式可以進一步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與此同時又能夠減少礦物燃料的消費，也能夠減少對氣候有威脅的氣體的排放，實現低碳的繁榮。

　　梅森納也提醒說，“目前在所有的報告中都講到怎樣建立一個全球性的低碳經濟。我們不應該只是想到從減排、從溫室氣體在各個行業怎么提高能效的問題，我們應該想到的是怎樣改變整個系統。”

　　他舉例說:比如在低碳城市里應該有新的材料、交通廢棄物的管理、新的基礎設施，包括電動汽車以及教育方面的革新，如果我們只在能源系統單方面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是不行的，應該建立一個整體的以低碳為導向的能源系統。

　　梅森納表示，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建立一個低碳經濟、低碳社會，不僅要有創新，要有綠色的增長，還需要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改變我們的消費習慣，甚至改變我們個人的行為方式。低碳不光是技術革新，也包括一些社會及行為方面的變化。

　　來自紐約大學的內通教授和他的觀點不謀而合。他也指出在要想實現低碳繁榮，在生活方式上要實現根本性的轉變，即使是隨手關燈這樣的小事，也能帶來減少碳排放的效果。

　　“低碳經濟本身不是目標，它是實現目標的手段。我們在一個共同的星球中生存，需要用現在星球給我們提供的資源來進行生存，而且還要為未來幾代能夠繼續生存做工作，這絕非易事，”來自世界自然基金會的李琳指出。

　　此外，公眾的參與和聲音也是非常重要的，對此似乎再強調也不過分。中國在這方面也越來越意識到了公眾參與和公民社會的重要性，也正在動員一切力量加強對公眾的環境意識宣傳。

　　正如國合會委員戈登?康韋為人們勾畫的2050年時的兩個不同世界:如果一切做得不好，人們很可能陷入一個生存條件惡化、經濟衰退、氣候變暖的惡劣環境里。當然人們如果做得好，實施了各種政策，推行綠色經濟、低碳經濟，便會走進另外一個世界，那就是可持續發展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