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公開的統計數據告訴我們，過去10年，中國的GDP增加了約12萬億，城市化人口增長近10%，相當于10個大洋洲的人口，城鎮建設用地增加了280萬公頃，相當于5個上海;在這10年中，我們看到高速公路在中國大地上蔓延，到2007年底，高速公路總里程達到4.1萬公里，居世界第二位;2006年5月20日，三峽大壩最后一倉混凝土澆筑完畢，這標志著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主體工程完工，除了建成世界最大的大壩外，中國還有世界上最多的水壩，共計2.5萬多座。同樣，在這10年里，耕地減少了250萬公頃，相當于1.4個浙江省的耕地;廣大的土地被破碎，鄉土社區被分離，自然過程和生物流被切割;中國地表水系統發生了毀滅性的改變，大量河流死去;全球氣候變暖的陰影籠罩整個世界，并越來越令人毛骨悚然……，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過去的10年中，中國大地景觀的巨變，五千年未嘗有過。

這10年是中國城市景觀的破壞最嚴重的時期。從1999年昆明世博會開始，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城市美化運動此起彼伏;城市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由此使我們看到了這個時代中國式的城市景觀。目前這種城市景觀正面臨著三個方面的挑戰：

首先是可持續發展問題

未來20年內，中國13億人口中的65%都將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約占41%)。在中國660多個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們的城市和鄉村流淌的河流幾乎沒有一條未被污染;在中國境內的大多數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壩約25，800座，占世界總壩數一半以上;與以往相比，當代中國有更多的人口處于各種自然災害的威脅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沙漠，目前，荒漠化總面積占整個國土面積的20%，且每年都在上升;每年都有近50億噸的土壤被侵蝕。中國在過去的50年中，有50%的濕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

連續幾年，中國每年消耗的鋼材是世界總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當它們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們被用來建造大型的紀念性廣場和建筑、被用來給自然的河道襯底，用來攔河筑壩。經濟高速發展的代價是環境的破壞。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大多數城市的GDP增長幅度都十分驚人，而與此同時每年因為環境和生態的破壞造成的損失已經占到了GDP總量的7%到20%，這相當于每年GDP的增長量，甚至更高。

我們不禁會問：我們能夠在日益惡化的環境和生態中幸免于難嗎?

其次是當今中國人的文化身份問題

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進入快速的社會轉型中，中華民族面臨著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機。從傳統上講，中國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實上，當我們看看被列為國家遺產和世界遺產的大部分項目時，可以發現：被認為代表中國文化的遺產，其實大多是皇權和士大夫上層文化的產物。我并不否定它們的成就，只是我們的確需要問問自己：這種曾經的封建上層文化景觀是否還能夠代表我們民族當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設計中這種文化身份喪失的危機表現得尤其明顯。當一位法國設計師為了實現他自己的夢想，將他的“杰作”—— 中國國家大劇院 —— 移植到中國首都腹地的時候，當巨大、危險的中國央視大樓的修建只是為了制造“震撼人心的力量”的時候，我們必須捫心自問：我們試圖呈現給世界的是什么?在中國過往封建帝王的華麗與現代西方的紛繁之間，我們不知所措，中華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這是當代中國、也是世界景觀設計師應該思考的重要問題。

第三是精神信仰的缺失問題

祖母告訴我：當一棵樹長大變老之后，會變成神，有精靈棲居;當一塊石頭陪伴我們的家園，日久也變為神，有精靈棲居，我們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嘗不是?祖輩們修建廟宇神龕用以供奉這些自然和先賢的神靈，它們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們曾相信是這些精神庇佑著我們的現世生活，還相信我們未來的生活需要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為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們的生活才充滿了意義。

過去幾年，中國有近4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載體，這個數字還以每年200萬的速度增長，他們的歸屬將在那里?國營工廠的破產導致大量職工的下崗，對于這些“以廠為家”的人們來說，他們的精神家園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樣，物質主義迅速地覆蓋著中國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上的每一個元素，包括我們的祖墳，我不能理解為什么不能在城市發展過程中保留這些過往靈魂的棲息地和當代人的精神家園，美國的第一個公園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村前神圣而意味深長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義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風水樹被剃光了枝丫，成為城市景觀大道上“斷臂維納斯”。土地和景觀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漸漸地，我們失去了與土地的精神聯系。

面對這三個嚴峻的問題，當代景觀設計學能夠擔負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諧的使命，在這個城市化、全球化、工業化的時代里重建“桃花源”。為什么景觀設計學能夠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為景觀是一個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這一界面上，各種自然和生物的、歷史和文化的、社會和精神的過程發生并相互作用著。卓越的博物學者、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森曾經說過：在生物保護中，“景觀設計將會扮演關鍵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環境里，通過樹林、綠帶、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夠很好地保護生物多樣性。明智的景觀規劃設計不但能實現經濟效益和美觀，同時能很好地保護生物和自然。”

而景觀不僅僅事關環境和生態，還關系到整個國家對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認同和歸屬問題。景觀是家園的基礎，也是歸屬感的基礎。在處理環境問題、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聯系方面，景觀設計學也許是最應該發揮其能力的學科。景觀設計學的這種地位來自其固有的、與自然系統的聯系，來自于其與本地環境相適應的農耕傳統根基，來自上千年來形成的、與多樣化自然環境相適應的“天地-人神”關系的紐帶。

在重建“桃花源”的過程中，重中之重就是要進行生態環境的保護，以及生態倫理和生態文明的建設。

記得有一段時間環保主義者是個貶義詞，原因是它把環境保護跟社會的發展相脫離了，是出世的作法。現在講入世，即要把生態保護變成一個對社會發展有積極貢獻的，甚至是可以改變社會的一種動力。所以生態保護不僅保護生物或某一種動物，而是保護一個完整的系統，它是一個系統生存的藝術，也是一種革命的思想。 

有人認為，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已經發生過兩次文藝復興。第一次是通常認為的歐洲文藝復興，它是起源于人類的自我覺醒——人文主義的覺醒。當黑死病的流行使整個歐洲死了一大半人之后人們開始覺醒，意識到人的自我價值。正是第一次文藝復興帶動了整個科學界的發展，使其從宗教的束縛里解脫出來。

第二次文藝復興被認為是美國的高科技革命，這來源于當時美國對希特勒以及蘇聯的武器的恐懼。因為最早是希特勒要造原子彈，后來是蘇聯。這種恐懼導致了美國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出現了一大批硅谷式的高科技區，極大地推動了美國的高科技產業，最后成為影響整個世界的信息革命。

由此可知，文藝復興都在危機意識下發生的。因為只有人類意識到危機的存在和嚴重性，才能迸發出一種變革的力量來解決問題。這一解決問題的過程就是一次文藝復興。因此，有人認為第三次文藝復興應該在中國。但這次的文藝復興的危機是什么?毫不夸張地說，這次危機就是人類物種的消亡，即人類本身和生存環境的消亡。因此從本質上講這次文藝復興就是一場綠色革命。那么這個綠色革命發源在什么地方?一定是在中國。因為從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國正面臨一個巨大的生存壓力，離人類生存的危機的邊緣太近了……

近年來設計領域不斷地出現各種仿古建筑和景觀，除去它們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不說，它們實際上是對目前城市建設中出現的文化身份和精神信仰缺失問題的一種反思。雖然是一種好的趨勢，但卻不是一種正確的解決途徑。無論是圓明園還是姜子牙文化城，都是我國古代文化中的上層文化，是利用上層社會手中的各種資源打造的士大夫階層的享樂文化。而今時今日，我們需要的是為千千萬萬個普通民眾創造休息娛樂場所，我們面對的是與古代不同的對象和階層。因此，我們不能從古代的上層文化中探尋中華民族文化的“源”。

近些年我游歷了全球各地的城市，遍覽了數千年的城市歷史，跨越了數千里的景觀。在旅程中，我看到了兩種不同類型的人：一類人很特殊、很高貴，但卻是扭曲的、死亡的城市貴族;另一類則是普通、謙遜的，但卻是健康、多產的，并且依然生機勃勃。在瑪雅文明中，那些城市的統治者們通過切斷手指、整平頭部這種扭曲的方式來彰顯他們的權威和高貴的血統。直到上世紀初之前，中國的少女們就被迫“裹腳”，以便能夠嫁入豪門，成為“城里人”，那種正常的“大腳”則被視為陋俗的。

在這個過程中，我還體驗到了兩種不同的景觀：一種是樸素、真實的，飽含了辛勤的勞動，繁榮至今;另一種則是宏偉的、壯麗的，如海市蜃樓一般，但卻都已成為廢墟，比如古羅馬的城市、瑪雅的城市，還有中國被焚毀的圓明園。這些已然為廢墟、卻曾輝煌壯麗的特殊的城市和景觀，都是由那些扭曲的上層階級、在所謂的上層文化價值觀指導下建造的。

我認真的思忖了這兩種不同的文化：第一種屬于下層文化，充滿了鄉土氣息，它是隱形的，鮮見于歷史教科書中，但正是他們才領悟到了生存的藝術，并創造了真正的景觀和充滿生機的真實世界;而另一方面，那種所謂的上層文化，來自于城市中，歷史上聲名顯赫，他們根本不懂得生存的藝術，縱情于享樂與裝飾的藝術，最終導致產生虛假的景觀和虛假的最終走向滅亡的世界。

不幸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城市設計都是由上層階級來完成的，之后這種城市設計的藝術便沉緬于所謂更尚文明的浮華裝飾、紀念碑式的建筑以及“人間天堂”般的花園之中。而現代的城市設計，從理論到實踐，仍然還是基于來自希臘、羅馬、瑪雅以及中國古都等城市廢墟中的經驗。學生們的所學是為了繼續建造腐朽，而不是為了生存。

因此，為了能夠建造一個平民的、鄉土的城市景觀，當代景觀設計學必須調整自身的定位和價值觀。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而來，決定著我們的未來;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珍視什么又將決定了我們應該在什么地方、保護和創建什么樣的景觀。針對這些問題，我有以下觀點：

　一、回歸景觀設計學作為“生存的藝術”的本原

國際景觀設計學，尤其是中國的景觀設計學，要想成為保障人類健康安全、 重建和諧的“天地-人-神”關系的主導學科，就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起源問題。我們必須重歸 “生存的藝術”和監護土地的藝術，而非一門消遣、娛樂的造園術。麥克哈格說的好：“不要和我們談論你家的花園。不要問我們關于你那株該死的玫瑰花的任何問題。不要向我們咨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樹。這些皮毛小事無需向我們求教，我們要告訴你的是事關生存的問題。” (Miller and Pardal, 1992)

在半個世紀以前，已故杰出景觀設計學教育家佐佐木告誡我們：“當前，景觀設計學正站在緊要的十字路口，一條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類生存環境的重要領域，而另一條路則通向膚淺裝飾的雕蟲小計” ( 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數的例子外，過去十幾年中，世界范圍內的景觀設計學都朝著后者的方向發展了。我們應該在一些更為緊迫的環境問題上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這些緊迫的環境問題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護、文化遺產保護、以及土地保護和管理等。我們已經和正在失去景觀設計作為生存的藝術。

過去，景觀設計學在定位上存在著致命的弱點，其中一個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當作古老園林藝術的延續，這是大錯特錯。豐富的園林遺產和眾多園林藝術的理論著作不但沒能幫助景觀設計學成為一個現代學科，反而閹割和掩蓋了景觀設計學科的真正內涵。現在到了申明景觀設計學不是園林藝術的延續和產物的時候了。景觀設計學是我們的祖先在謀生過程中積累下來的種種生存的藝術的結晶，這些藝術來自于對于各種環境的適應，來自于探尋遠離洪水和敵人侵擾的過程，來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種植、灌溉、儲蓄水源和其它資源而獲得可持續的生存和生活的實踐。

二、鄉土與尋常：重歸真實的人地關系

關于鄉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尋常，白話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對于豪華和異常而論。要重建文化歸屬感和人與土地的精神聯系，我們就必須珍惜普通人的文化，關注他們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視對于腳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實的普通事物。

從中國的第一個皇家園林和第一個文人園林開始，鄉土便遭到了上層文化的閹割。奇異、矯揉造作和排場就成為造園的主流，它們與周圍尋常的環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徑庭。在“混亂”的、尋常的海洋中，創造一個奇異的、“天堂般”的島嶼，這便是一切古典造園活動的根本出發點，在中國和西方都一樣。法國的凡爾賽宮苑是如此，英國的花園則更是收集異國花卉的代表。兩千多年來，中國的皇家園林和私家園林皆以網羅奇花異草、怪石著稱。這種畸形的、上層文化的造園運動到了清代的圓明園可謂達到了巔峰，她簡直就是中國南方園林和當時西方貴族造園術的收珍獵奇。而她的最大的貢獻是加速、見證了中國封建王朝的滅亡。西方列強的一把火，使它成為沒落封建華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國的“城市化妝運動”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國和歐洲“城市美化運動”的后塵，但其實也正是中國自己虛偽、空洞、畸形的造園傳統的延伸，是收珍獵奇、虛偽、排場、遠離鄉土、鄙視大眾嗜好的“發揚光大”罷了。在長達2000多年的時間里，造園藝術在尋找無意義的風格，無意義的形式以及虛幻的異常情調中，在虛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

這種情況無論在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國家都一樣，直到最近我們才發現城市精英階層也像普通大眾一樣遭受著日益惡化的環境的困擾，他們的環境與生存困擾甚至比處于偏遠鄉間的農民還要嚴重，所以,重歸“生存的藝術”是時代對景觀設計學的訴求。同時，生存的藝術反映了真實的人地關系，而正是這種真實的人地關系又給予人們文化的歸屬感以及與土地的精神聯系。因此，現在到了景觀設計學重歸土地，重拾諸如在洪澇干旱、滑坡災害經驗中、在城鎮選址、規劃設計、土地耕作、糧食生產方面累積的生存藝術，重建文化歸屬感與精神聯系的關鍵時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