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鈕家巷一處清代的江南民居方宅，現在是備受觀光客青睞的蘇式民居旅店平江客棧；香港一幢建于20世紀30年代的唐樓建筑“雷生春”，如今成了一家現代化的中醫藥保健中心；澳門建于20世紀初的家族祠堂何族崇義堂，與周邊建筑一起成為文化創意園區；臺灣中部的歷史建筑臺中放送局，修繕后成了城市文化景點。

　　近日，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建筑遺產再利用研討會在天津舉辦。來自祖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的幾十位專家學者，圍繞“建筑遺產再利用”的主題，分享案例與經驗。

　　建筑遺產再利用，在香港被稱為歷史建筑的“活化”，從字面意思看，就是讓老房子活過來。香港從2008年開始實施“活化歷史建筑伙伴計劃”（以下簡稱“活化計劃”），“雷生春”正是該計劃的第一期項目。

　　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副秘書長雷潔玉在研討會上說：“活化計劃的對象是政府擁有的歷史建筑，由政府主導并提供財政支持，但政府不是一個人在做事：首先由非營利機構遞交建議書；再由來自建筑、測量、歷史等各領域的非官方專家對建議書進行評審；最后獲選的非營利機構將負責建筑今后的運營；在這過程中，政府主要擔任監察角色。”

　　迄今為止，活化計劃已經進行了3期，12個歷史建筑擁有了新的身份：建于1902年的舊大澳警署成為一家文物酒店，建于1935年的私人宅院虎豹別墅成了一所中西音樂訓練中心，還有一處監獄建筑群變成了醫院，一座老法院變身成藝術設計學院……盡管功能已和過去大相徑庭，但建筑風貌都得到保存。

　　與香港相比，澳門雖然面積不足30平方公里，但十分之一的面積都是保護區。如何利用為數眾多的建筑遺產，澳門的經驗是“官民攜手、多方共贏”。何族崇義堂項目的建筑師梁慧敏說：“保護文物建筑不能單靠政府的努力。在合作協商的過程中，不但產權人能對自己持有的建筑遺產有進一步的了解與認同，而且建筑活化后能作為教育大眾的具體例證。”

　　臺灣阿里山區的林業是日本占據臺灣后興起的，如今隨著林業的沒落，與之相關的鐵路、宿舍、工場也逐漸成為城市中的“失落空間”。2005年，當地的嘉義市開始有計劃地進行“阿里山林業鐵道文化藝術軸帶”的規劃整修工程。現在，“阿里山森林小火車”儼然已成為臺灣旅游的一張名片。臺灣云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教授林崇熙說：“對待建筑遺產一定要往前看100年、往后看100年，再來決定我們現在應該做什么。30年前如果在臺灣提保護日據時期建筑，一定會被罵，但現在大家都在保護，可惜有些地方已經起步晚了。”

　　其實，大陸也并不缺歷史建筑重煥生機的好故事。除了文章開頭所說的平江客棧，北京明清兩代的皇家廟宇現在是歷代帝王廟博物館，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舊址是東南大學的主校區，四川安仁鎮的老公館群落已經成為全國最大的民間博物館群……

　　不過，大陸的老房子們有著諸多疑難雜癥，比如地理偏遠。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柴曉明說：“一些建筑并不在人口密集處，而是孤零零地在山區郊外，如何再利用就是難題。現在各地都在建遺址公園，這的確是一種利用辦法，但投資巨大。”再比如民眾參與度低。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周儉正在貴州做一個村落保護計劃，項目的支持者世界銀行強調“社區為基礎的可持續發展”。然而，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周儉發現，少數民族地區和西方社區的觀念不同，缺乏“自下而上”的意識，對成立村民機構也并無太大熱情。

　　2011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結果顯示，我國有不可移動文物76萬處，其中建筑類遺產40萬處。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說：“我們對建筑遺產的利用存在‘不夠’和‘不當’兩方面問題。”“不夠”，就是將建筑遺產進行“凍結式保護”，沒有考慮使用，使其陷入“維修-空置-衰敗-再維修”的怪圈；“不當”則表現為一些熱門景點被過度利用，只為經濟效益而不顧社會效益，甚至將國有建筑遺產變為私人會所。

　　臺灣大學建筑與城鄉研究所名譽教授夏鑄九說：“好的工程師要有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意識，我們對文化遺產的一些觀點需要反省。不能把古跡神圣化，不能把人抽離出去，建筑只有用起來才是活的。”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呂舟曾做過一個有關增沖鼓樓的保護計劃。增沖鼓樓的建筑本身比較完整，并沒有遭到太多破壞。當地有一個傳統節日“吃新米節”，節日當天，呂舟發現全村的人都身穿民族盛裝坐在家里看電視，原本是集會場所的鼓樓前卻空無一人。呂舟問村主任怎么沒有活動，村主任說這有什么難的，立刻就在廣播里召集了全村人。兩個小時后，沒有任何準備，一場最傳統的侗族歡慶儀式就在鼓樓前開演了。然而，傳統節目結束后，老人們散去了，年輕人又開始圍著篝火跳迪斯科。呂舟說：“建筑遺產與傳統文化緊密相關，有了活的文化才有活的建筑。文化傳承需要文化自覺，發揮當地人的力量非常關鍵。而如何讓年輕人傳承傳統文化，比保護建筑本身更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