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規劃師盧西奧·科斯塔（Lucio Costa）和建筑師奧斯卡·尼邁耶（Oscar Niemeyer）得到剛剛上任的總統朱賽里諾（JuscelinoKubitschek）力排眾議的支持，在短短的4年時間內，使得這個位于全國中心的城市、年輕的首都從無到有，初見其形。巴西利亞極具現代性的建筑和城市規劃方針歷來飽受爭議，但即便是最極端的批評者，也對奧斯卡·尼邁耶在這里留下著名的建筑群不吝溢美之辭。

　　尼邁耶在這里塑造了眾多美麗的建筑，讓我們來看看普拉納爾托宮（Planalto Palace）、巴西總統府、聯邦最高法院和國會政府及大教堂：所有這些建筑都排布在三權廣場附近，位于城市最東邊的中軸線上。這些建筑群正是外來的游客所定義的巴西利亞。如果將這些建筑物從各自的周邊環境中抽離出來，在一個虛擬的環境中對其進行一定的轉變和重新排列，那么你將看到的是一個典型的、被阿爾多·羅西（Aldo Rossi）稱之為“類比性”（來源于18世紀意大利畫家卡納萊托筆下威尼斯的建筑工作法）的巴西利亞。只不過這樣的巴西利亞，遠離海灘，缺乏里約熱內盧的殖民文化遺產，并非如我們所愿的那樣別具一格或者令人印象深刻。

　　世界杯的舉辦雖然暴露了這座年輕首都的城市規劃問題，但卻沒能作為契機解決其中一二，最值得詬病的便是這座城市無比炎熱的中軸線。

　　今年年初，越來越多的巴西人開始責備政府為夏天即將開始的巴西世界杯的場館建設開銷過大，人們群情激奮，走上街頭，將憤怒對準了政府。就在我抵達巴西利亞的首日，三權廣場到新落成的體育館的交通被抗議的隊伍徹底堵死了。這場游行和騷亂給予我的卻是重新審視尼梅爾建筑的機會，這是一個順著游行的隊伍整整步行3公里城市軸心線來悉心觀察和體會這個城市的絕好機會。

　　我在游行的第二天又來到現場，交通的擁堵和人群的喧囂皆已統統退卻，草坪形成的步行區空空蕩蕩，將我這樣的行人與車水馬龍的大道死死隔離。我行走在偌大的綠地上，獨自欣賞著對面的政府大樓。在這個長9000米寬250米的巨型綠地中，理所應當地，我腦子里填滿了這些情境：三五好友相約草坪上聚餐、孩童嬉戲、本地居民隨意地談天說地、閑庭信步；哪怕毫無理由地停留休憩也好。但這兒，沒人、沒樹、什么也沒有！我甚至想，在這個陽光肆虐的國度，如此設計一個城市景觀帶，是否刻意所為？

　　也許當年負責巴西利亞景觀設計的伯爾·馬克思（Burl Marx）出于保護國會大廈私密性的考慮而采取了這樣的設計。但為什么巴西利亞目前的城市管理者不為自己的居民多一點考慮，在原有設計上稍作一點改動，哪怕僅僅是嘗試建造一些有趣的公園呢？事實上，巴西利亞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規定的世界文化保護遺產凍結已經長達27年了，難道這個城市的風貌頑固到不能因為居民生活的舒適度做任何一點點改變的嘗試嗎？尊重文化遺產的美好愿望就意味著將這城市束之高閣，隨著時光的流逝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個建筑博物館，這是不是有點兒太保守了？

　　1984年，建筑師貝聿銘提出改造盧浮宮博物館的設計，方案被官方正式認可和采納的同時，也遭到了公眾的激烈抗議和反對。其中最主要的爭議在于，新的建筑物會遮蔽凱旋門延伸到這里的中軸線景觀。而如今的巴黎，這個曾經臭名昭著的玻璃金字塔建筑并沒有成為巴黎建筑景觀中的尷尬和敗筆。所以給巴西利亞中軸線上加點兒樹，想必也不會冒犯奧斯卡先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