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市化進程主要影響的是農村經濟社會與生活方式，如馮友蘭先生曾指出：“工業革命造成了這一結果。它使東方靠西方，就像鄉下靠城里一樣。鄉下本來靠城里，不過工業革命之后尤其如此。工業革命使西方成了城里，使東方成了鄉下”；“城里徹底破壞了鄉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經歷了工業革命之后。農民有麥，但他還要上城里買面粉；農民有棉花，但他還要上城里買布。在精神上也如此。所謂中國人往西洋留學者，實即是鄉下人進城學乖而已；所謂中國人往西洋游歷者，實即是鄉下人往城里看熱鬧而已。”(12) 又如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描述的非洲社會：“鄉下男女進城，發現人生原來另有一片天地——不管是本人親身體驗，或鄰舍輾轉相告——矛盾的是，第三世界的情況與第一世界部分地區一樣：正當農村經濟在城市的沖擊下被鄉民遺棄之際，城市卻可能反過來成為農村的救星。如今大家發現，生活并不一定得永遠像祖先那么艱苦慘淡，并不是只能在石頭地上筋疲力盡，討得那起碼的糊口之資。在全球風光無限旖旎——但也正因此收成太少——的農村大地之上，從60年代起九室一空，只剩老人獨守。”(13)

　　都市化進程主要影響的是現代城市經濟與社會生活，在經濟要素與生產方式上，以現代工廠為中心的現代城市工業首當其沖。

　　首先，作為城市化的升級版本與當代形態，都市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化速度更快，城市規模在更大的空間上擴張，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城市問題”，不僅在相當長的時期與相當大的范圍內持續存在，而且還有進一步升級、更加嚴重的趨勢，使原本已不堪重負的地球環境與資源無法承受。以工業生產為例，“法國在191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的29年里，工業生產僅增加了百分之五。然而在1948年到1965年的短短的17年里，工業生產大約增長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今天，對于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來講，年增長率從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已屬平常。”(14) 與現代工業一同增長的，則是對各種自然資源的惡性損耗。以能源為例，已故的印度著名的原子能科學家霍米·巴巴博士在第一次國際和平利用原子能會議上就指出：“‘19世紀上半葉以前，每百年消耗的總能量不到半個Q（按：Q代表燃燒三萬三千噸左右的煤所釋放的能量）。但是到了1850年，比率增加到每百年一個Q。今天，大約是一個世紀要用10Q。’換言之，粗略算來，人類過去兩千年所消耗的能量，大約有一半是在過去一百年間消耗的。”(15) 另一方面，城市規模的進一步擴張，也使固有的“城市環境”問題變得更加尖銳與突出。城市社會學家曾指出：“在出現了工業系統的早期城市以后，住房、商店和運輸的發展，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在舊城市中，祖祖輩輩居住在這里的固定人口，淹沒在新來的人流之中，原有的鄰里生活方式受到破壞性沖擊。在很多城市里，由于人口急劇增加，食物、住所、衛生設施、醫療保健和職業非常緊張，供不應求，其結果是欲求受挫，疾病流行，營養不良，犯罪率上升，街道上混亂不堪。”(16) 但這只是“城市病”的初級形態。在都市化進程中，由于它造成了全球范圍內人口與資源在狹小都市空間的高度與快速集中，因而其所帶來的“都市問題”與“都市危機”也同樣水漲船高，這不僅使資源與空間的爭奪出現了國際化趨勢，同時，都市問題也往往與政治、經濟、軍事、種族、宗教等纏繞在一起，遠比傳統的“城市問題”更加復雜與更加難以解決。

　　其次，由于經濟全球化，都市化進程的影響，并不局限于高度發達的城市化國家與地區，相反卻是，對于城市化水平低而速度快、速度快而極端不平衡的后城市化國家與地區，由于同時面臨都市化與城市化的雙重挑戰，以及由此引發的多重矛盾，使它們在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危機更加嚴重。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們已不可能獲得足夠的資源與空間進行自身的現代化與工業化建設。以中國為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GDP翻了兩番，是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但另一方面，這也是在能源消費翻一番的基礎上實現的。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曾指出，中國到2020年的發展目標是再實現GDP翻兩番，如果按照能源再翻一番的公式計算，“2020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量將達到30億噸標準煤，其中，煤炭22億噸、石油4.2億噸、天然氣2000億立方米。”其他不說，僅以煤炭計算，“就面臨四大壓力。一是面臨煤炭精查儲量不足的壓力。煤炭生產若達到22億噸，需要精查儲量1251億噸，而目前尚未利用的精查儲量僅為600億噸。二是面臨生產能力不足的壓力。全國煤炭生產能力目前為15.6億噸，考慮部分礦井衰老報廢等因素，2020年前需要新增煤炭生產能力10億噸。這意味著今后17年要建設百萬噸級的大型煤礦1000個，接近美國目前的產煤總量。三是面臨運輸能力不足的壓力。煤炭消費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但煤炭資源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這種分布決定了北煤南運、西煤東運的格局。按新增10億噸生產能力中70％需外運考慮，要再建7條大秦線以及相應的港口。四是面臨環境容量不足的壓力。我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分別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其中90％的二氧化硫排放來自煤的使用。繼續按目前的方式大量消耗煤炭和排放污染，不僅國內環境質量難以改善，來自國際社會的環境壓力也會越來越大。”(17) 也就是說，如果仍然按照傳統的發展模式，中國未來的發展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

　　再次，哪里存在著危險，哪里就有拯救。都市化進程在給現代工業帶來巨大挑戰的同時，也以更高層次的發展為當代城市提供了新的發展理念與工具。具體說來，在物質生產方式上，與以礦山開采、冶煉、紡織等傳統制造業為主體的城市化進程不同，以高新技術產業、金融資本運營、信息產業、文化產業等為基本標志的后現代工業與商業，構成了大都市社會在物質生產與經濟發展方面的主導性機制。以信息產業為例，這是一種“以無形的智力投入為主形成的特殊服務行業”，并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正在成為傳統服務業的朝陽產業。在這些新興的都市經濟生產方式中，不僅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同時它們所創造的巨額利潤上也是傳統制造業無法比擬的。以數字創意產業為例，在傳統制造業全面萎縮、陷入困境的當下，全世界創意產業每天創造的產值高達200多億美元，而且還在以更高的速度迅速增長著。以中國高新技術開發區為例，如有“中國光谷”之稱的武漢東湖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經過十多年來的發展，已形成以光電子信息為龍頭，生物工程與新醫藥、環保能源、機電一體化等高新技術產業格局，其光電子信息產業不僅已成為武漢市四大支柱產業之一，同時在全球產業分工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在都市化進程中，這個高新區的產值占全市財政收入比重，已從1991年的0.2％提高到2005年的5.04％，其中，光傳輸系統技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光纖光纜的生產規模上升到全球第三位，國內市場的占有率達50％，國際市場占有率也迅速提高到12％。又如綜合實力和創新能力躋身全國53個國家級高新區的無錫新區，它以占全省1％的土地、2％的人口，創造了2％的地區生產總值和財政總收入、3.5％的工業產出、7％的外貿進出口總額、8％的實際到位外資，高新區平均產出強度達到30億元／平方公里。2005年，全區的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產值755億元，占全區工業總產值的62.4％；高新技術產業實現出口73億美元，占全區出口總量90％。(18) 另一方面，作為當代都市最具經濟活力的高新技術產業區，不僅創造了巨大的經濟財富，同時也成為吸引世界優秀人才的中心，如著名的蘇州工業園區，2002年園區吸引人才1.5萬人，2003年吸引3萬人。(19) 高新技術產業區的基本特征即是在以最小的空間、最少的人口創造出巨額的經濟利潤，與占地面積大、勞動力資本大而實際產值不高的傳統制造業相比，兩者可以說是有天壤之別。

　　由于這些原因，都市化進程直接導致了現代工業的邊緣化。所謂邊緣化，是指現代工業在都市化進程中喪失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與輝煌的后現代工業相比逐漸淪落為邊緣與配角?，F代工業是城市化進程的支柱產業，與之相應，是現代工業占據了現代城市的核心空間與地段，機器轟鳴的工廠、高聳入云的煙囪，成為現代工業城市最重要的城市地理景觀，并為現代城市的迅速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與巨大成就。但在都市化進程中，隨著后工業社會的來臨，現代工業作為人類生活支柱的朝陽時代正在成為歷史，不僅現代工業因其產業性質受到嚴峻的挑戰，傳統城市以工業、制造業為中心的城市定位也同樣在劫難逃，這是工業化的城市空間在都市化進程中必然遭遇的現實命運。以中國為例，當代許多工業城市或城市工業空間的基本困境即所謂的產業結構調整，“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城市產業雖然在迅速發展，但仍然沿用傳統的以高投入、高產出、低效率為特點的增長方式，加之市場機制不完善，致使我國城市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水平落后。……從第二產業看，工業所占比重過高，且自身素質不高：基礎工業與加工工業的增長不協調，加工業的發展快于基礎產業的發展，造成加工業供過于求；機械工業、電子工業、石油化工、汽車工業等產業的主導地位沒有真正形成，不能充分帶動經濟的發展；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力比重明顯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影響了工業的發展。我國城市第三產業近年發展十分迅猛，但仍相對滯后。目前，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和勞動力比重分別已達到50％～65％和60％～75％之間，而中國2000年第三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和勞動力比重分別僅占33.2％和27.5％，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和地區水平。”(20)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產業調整與都市化進程的內在密切聯系。都市化進程意味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的一體化，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象征，這本身也是中國必須促進產業結構更新，發展高級產業結構，走一條超越式的經濟發展之路或城市化之路的重要推動機制之一。

　　現代工業城市或工業城市空間之所以在都市化進程中遭遇困難，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是工業用地與廠房占據了在都市化進程中急劇升值的都市中心空間，這不僅直接影響了更多人口向大都市、城市中心的遷移，同時新興的后現代工業在發展中遭遇到空間資源的嚴重緊缺。二是傳統工業產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已遠不能與以現代金融業、文化創意產業等為核心的都市新經濟生產相提并論，占據空間資源的巨大，與實際產值的低下，是現代工業必須為后工業社會騰出地盤的根源。這兩方面的作用相互交織，共同制造了現代工業這個城市化進程中的巨人在都市化進程中的悲劇命運。以中國為例，近年來幾乎所有城市都集體參與了一個重要的活動，就是“工業大搬遷”。作為中國傳統工業的基地的上海，由于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迅速發展，也就是說更早地迎來了自己的都市化時代，因而在這方面啟動得比較早，“改革開放以前，上海的工業大部分布局在中心城區。直到改革開放后的1985年，其中心城區的工業企業數仍占全市的一半多，工業產值占全市的七成多。1990年代以來，上海中心城區工業轉移疏解力度加大、速度加快、變化非常明顯”，以中心城區工廠房屋建筑面積為例，“從1993年到2000年總共減少將近500萬平方米，減少幅度為13.7％；其工廠房屋建筑面積占各類建筑面積的比重從25％下降到15.4％，下降了9.6個百分點，降低幅度達38.4％。”(21) 還有北京，在《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中，“標志性事件”是首鋼從北京搬遷至河北曹妃甸。首鋼是國有特大型企業，是新中國工業產業的象征，有近700億元的資產總額、逾800億元的銷售收入。盡管如此，但由于不符合以“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制造業”為主要內容的新北京城市功能定位，所以只能從中心位置上退出。(22) 與北京類似的還有杭州。杭州自古就是一個消費城市，只是在現代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才開始啟動現代工業城市的發展程序，并形成了具有相當規模的杭州工業城市格局。2004年杭州市第二產業GDP占到53％，可知現代工業已經成為杭州市的支柱產業。但在都市化進程中，由于杭州定位于旅游休閑之都，與首鋼的命運相似，杭州民生藥業集團有限公司將其原料藥生產車間遷往紹興袍江，新光塑料有限公司搬遷至蕭山所前鎮，杭開電氣搬遷至位于拱墅康橋的新廠區，杭州汽車發動機廠將遷至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杭州重型機械有限公司將遷至臨安經濟開發區，金魚集團和松下家電也正忙于搬遷中。(23) 歷經幾十年建設而形成的“工業杭州”，將很快從新天堂的都市空間中整體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