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磚灰瓦包覆的西北重鎮——明清時代

　　明洪武二年三月，大將軍徐達率領北伐大軍在攻占元大都后，引兵西向，渡過黃河，攻占關中，于三月六日進據這座已經在歷史長河中退居二線的古都，改其名奉元城為西安府。西安府作為西北最重要的區域中心城市與軍事重鎮，是明軍向西北出擊，蕩平蒙元殘余勢力的首要基地，也是剛興起的大明王朝治理西北的行政中心。為了鞏固北部邊防，朱元璋的次子朱樉被封為秦王，駐守西安，作為藩王之首，有天下第一藩封之稱。宋元舊城狹小破舊，難以容納駐軍，官署以及藩王府邸與百姓宅邸商界等諸般設施，擴建勢在必行。

　　洪武初年，由于連年戰事，民力凋敝，朱元璋下令“秦用陜西臺治”，即秦王府城依托奉元城東北一隅的陜西諸道行御史臺舊址興建。這一選址決定了明代西安城的拓展方向——向東北拓展外城以便將秦王府環繞其中。洪武六年（1373），負責工程的長興侯耿炳文、陜西行省參政楊思義、都指揮使濮英上奏，聲稱宏大的城墻擴展工事已經展開，但僅僅依靠軍士修筑已感不敷，申請征調本土民夫在農事間隙“助筑為便”。根據奏章，西安城的擴展規模為“開拓東大城523丈，南接舊城436丈，今又再拓北大城157丈七尺”。

　　由于秦王府的興建始于洪武四年（1371），城區同時向東拓展，所以必先拆除宋元舊城的東北兩面城墻，舊有的城墻建筑材料極可能旋即用于新城墻，所以這項浩瀚的工程歷時8年，直至洪武十一年（1378），朱樉就藩于西安，才告一段落。不僅如此，由于龍首原整體地勢東北高而西南低，向東北拓展，亦有利于城防。這一工程一掃宋元時代城池的狹小局促，奠定了明清時期西安成為西北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的堅實基礎，使得明清西安城的相當部分一直留至今日。作為一座軍事重鎮的明代西安城，其防御體系之完備堅固，在今天依舊令人嘆為觀止。在城墻四角，各有一座高出城墻約2米的角臺，突出墻體11米，沿城墻外壁，每隔120米就有一座伸出墻體的敵臺（馬面），各個相鄰敵臺之間構成的空間，可使守軍利用弓箭、弩、擲槍、礌石乃至小型火器對進犯的敵人實施三面攻擊。在敵臺上，分別建有歇山式重檐兩層式樓式建筑——敵樓，戰時成為弓弩等冷兵器遠射武器的發射基地。在城墻頂部內沿建有圍墻，外沿建有垛墻，上有5984個垛口，間隔0.6米，垛墻呈“品”字形，中間預留一處高寬在九寸，外方內圓的懸眼，做瞭望，射擊用。垛墻腳下也預留懸眼，供佛郎機炮、火銃射擊用，垛口和垛墻頂部置有山字形封頂磚，以防御攀援而上敵人所用的飛鉤與云梯頂部搭鉤。

　　明清之際500余年，西安城墻經歷了多次修葺，明穆宗隆慶二年（1568），在陜西巡撫張祉的主持下，城墻整體被通砌以灰磚。到了1781年（清代乾隆四十六年），陜西巡撫畢沅在任上再次修葺加固，將城墻基礎向外伸出三尺，墻頂縮小一尺五寸，外側上下斜度統一為五度，保證雨水能較快導入流水槽。為了加固墻體，全城沿墻基通砌兩道三層石條，又在城墻外壁和城頂原包城磚的基礎上，再追加一層新城磚。隨著熱兵器與火藥的普遍使用，由于敵樓目標顯著，屯兵易遭集中殺傷，畢沅拆除了所有明代所筑敵樓，改為硬山式面闊三間一層的駐兵卡房，共94處。

　　西安城的四座城門均為三重三樓建制，自內而外，分別為大城（主城墻）、甕城、月城，以及分別建于其上的正樓、箭樓、閘樓。作為西安城最外重的防護，月城又稱羊馬城，比甕城與主城城墻略矮約三分之一，緊鄰護城河，控制架設的吊橋。月城之后，是墻體與大城等高同寬的甕城，敵人若突破進入其中，會遭受來自正樓、主城、甕城箭樓與甕城環繞城墻四面的狙擊。明代中后期，由于各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又增設了東西南北四座關城。由四城三樓，馬面、角臺、垛口等組成的明清兩代西安城防，在工業革命前冷熱兵器混合時代，確實達到了固若金湯，堅不可摧的程度。

　　1644年，滿清揮軍入關，定都北京之后次年，即攻克了西安這座西北重鎮，在前明疆域內，最早兩處擁有八旗駐防的城市就是西安與江寧。而雍正朝之前，全國八旗駐防地中設有將軍一職的，除了西安，只有盛京、江寧、廣州、杭州等九地，足見其戰略政治位置之重要。為了安置大批駐防八旗兵丁與家眷，于是從順治六年（一說二年）開始，清廷就在西安城東北興建城中之“滿城”，作為其集中屯駐防御之依托。為了盡可能減少遷徙居民商戶之紛擾，西安滿城的選址定于城東北，征用了明代秦王府以及附屬官署設施所用地，王府磚城則被拆毀蕩平，辟為滿城八旗校場：“西墻自安遠門起，南至鐘樓止，南墻自鐘樓起，東至長樂門”，即北墻和東墻借用原有西安大城城垣，僅南墻與西墻為新筑。滿城南墻與西安大城東垣相接處，正是長樂門外月城南垣與西安大城東垣相接處，故而能使東門外月城，甕城與大城滿城構成一個完整的防御體系。

　　根據雍正年間編修的《八旗通志初集》，西安滿城的規模占據了大城面積的幾乎40%，約為4.7平方公里，駐扎兵力為全國之首，雍正年間，滿城與南城所駐守滿漢八旗官兵多達8229人，大部分為馬兵。

　　清代西安滿城，共設五個城門，東門借用明代大城東門長樂門，西南門則為鐘樓東門洞，另外新開三門：“新城門”在明秦王府蕭墻北墻拆毀后形成的后宰門街西段；南門“端禮門”與明代秦王府內城南門名稱相同，但南移至今日端履門街北口；西門“西華門”與秦王副城蕭墻西過門位置處于一線，在今日西華門大街西口。滿城內共有7條大街和94條縱橫交錯的小巷，各巷命名參照了兵營方位與排列次序，其中部分名稱，諸如東九巷與西十巷，一直沿用至今。

　　滿城與南城的建造，再次對古都西安的城市結構空間產生了一次徹底改變，自明初以來形成的四隅獨立，以鐘樓為中心的四大街十字形城市格局，逐漸變為城市東西兩部相對隔離的形態：東西南北4條縱貫線大道僅余2條半，并重塑了剩余城市空間的功能性與集中性分割——明代官署分布較多的東大街南側由于交通不便，空間狹小，使得清代除咸寧縣署之外的大部分官署向城西半部集中，從而使得西安城西部逐漸成為政治核心。在滿城以南的東南城區，由于環境靜謐偏僻，則逐漸發展為以文廟，關中書院，府學為中心的文教區域。

　　清代西安的商業貿易區，也依托官署集中的南北兩院附近展開。有趣的是，滿城的封閉卻促成了西安大城東門外東關城的繁榮：傳統長安、咸寧兩縣商業集市由于原址被占，被迫向東關轉移，而作為滿城東城墻唯一出入口的東關本土集市，也由于滿城大量八旗兵丁與家眷的日常需求而繁榮增長。

　　愛爾蘭記者、攝影師、人類學家基恩（A.H.Keane）在《北亞和東亞》中描述說，西安是維系韃靼斯坦、西藏和四川與中華帝國腹地貿易的要地，向甘肅運送陶器和瓷器、棉花、絲綢、茶葉以及小麥，接受蘭州的煙草、豆油、毛皮、藥材與麝香，寶石也通過這里輸送到西藏與蒙古。庚子事變后，由于慈禧與光緒皇帝行宮所在，除了食材、鮮花、皮革絲綢等，古董珍玩字畫交易也逐漸勃興：“沿街京官車馬往來，已有京師氣象。”從鹽店街至南廣濟街以及梁家牌樓，是西安錢莊票號的麇集之地。尼科斯在游記中曾記述：“陜西人在全國范圍內，都被視為銀行家與金融從業者，在從公共廣場（南門院廣場）向西延伸的一條大街約半英里處，就有將近20家錢莊與票號，每年經手的銀兩數以百萬計。”

　　明清時期，西安雖然已經失去了全國性首都與經濟中心地位，但身兼省城府城，以及長安、咸寧兩縣縣城，其城市規模除了北京、南京外，罕有其比。到了清代嘉慶年間，兩縣“在城坊”數量共計94，但面積遠小于唐代規模，坊間不再有坊墻間隔，但設柵欄與柵門，街巷縱橫，其中包括由官府或士紳出資興修，由條石鋪砌的官街及泥土小巷，東西向127條，南北向83條，而拐形街道只有21條，深刻體現了西安城數千年來一以貫之的“方城正街”格局。

　　（本文來自三聯生活周刊，感謝西北大學歷史系張永祿教授，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史紅帥研究員為本文提供的資料與大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