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城市該承載何種功能，提供怎樣的公共性？在異質性的人群逐漸被區隔，愈發被購物中心所侵占的城市空間中，我們還有怎樣的關于都市生活的想象？

　　步行街、城市廣場、林蔭大道、行人，甚至街道，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與現代都市相關的詞匯，不是首創于17世紀的法語，就是在那時的巴黎首次獲得現代意義。

　　17世紀的巴黎，一系列公共工程催生了這個現代意義上的第一個都市——從基礎設施的誕生，到各色人群在公共空間的出現與碰撞，打破了原本家庭和族群的邊界。貴族走出了馬車成為路邊行人；窮人為躲避酷暑，集體到塞納河邊的新橋下沐浴；人們到咖啡館閑談，在街巷與陌生人相遇。由此，我們才展開了現代都市生活的想象。

　　如《巴黎：現代城市的發明》的作者若昂?德讓所說：只有當公共建筑不再僅僅用于紀念，這些建筑才會變得重要。巴黎是一座新的首都，一座城市結構能夠鼓勵居民走出家門，在街上享受的首都。在巴黎，無論來自哪里的人們能夠自由融合。本文節選自《巴黎：現代城市的發明》一書的第一章《走向現代的起點：新橋》，澎湃新聞經譯林出版社授權刊發。

1550年的巴黎地圖。圖片由出版社提供。

　　巴黎的創新始于一座橋。

　　今天，人們只要瞥一眼埃菲爾鐵塔的形象，就會瞬間聯想到巴黎。然而，這座鐵塔直到1889年才建成。在17世紀，一座橋梁扮演了埃菲爾鐵塔今天的角色，這座橋就是新橋。亨利四世剛征服這座首都之后，打算建造新橋來籠絡民心，而新橋也圓滿實現了他的心愿。歷史上第一次，一座城市被一項新型的都市工程（而不是主教堂或者宮殿）所定義。巴黎人，無論貧富，都很快接受了新橋。他們將這座橋視為巴黎的象征，以及巴黎最重要的景點。

　　新橋為歐洲的橋梁奠定了新標準。作為這座城市的首個現代公共工程，新橋也對巴黎人的日常生活產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響。它讓巴黎人見識了現代的街道生活，并且改變了他們與塞納河的關系。新橋不僅僅是一座橋，也是巴黎成為現代巴黎的起點，更是城市的發展潛力得以展示的地點。

　　第一個塑造都市生活的公共工程

　　巴黎人對這座橋的熱情也能解釋，為什么新橋是少有的真正塑造都市生活的公共工程。無論何種經濟地位的巴黎人都能走出家門，來到新橋上，開始享受被宗教戰爭中斷數十載的平靜。新橋也是巴黎第一片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娛樂空間。因為不收費，任何人都能隨意進出。任何人都能看到，王公貴族們突破正統的束縛，在橋上縱情歡樂。到了1610年2月，16歲的旺多姆公爵（亨利四世私生子）也在橋上，和人“玩雪球大戰”。

　　對位于社會階層的另一端的人來說，新橋橋基下面的公共沐浴開始流行，即便貧困的巴黎人，也可借此躲避夏日的炎熱。在新橋竣工后不久，曬日光浴和沐浴的人都在橋下聚集，任何人走在新橋上都可看到。隨后，沐浴船開始在此地停泊，隔開男性和女性，這項活動變得越來越有組織性。

　　弗朗索瓦·科勒泰的期刊《日報》也記載了1676年熱浪發生時，這類船只發揮的作用。1716年的夏日漫長而炎熱，許多裸身男性闖入女性更衣室，之后便有裸身的日光浴者“出沒在新橋的河岸，一絲不掛地躺著或者走動”，以至于當局不得不出動警察進行制止。當時，還有禁令，“嚴禁男性裸身逗留在新橋附近的沙灘”。然而，那時候很多男性已經把橋附近的河岸當作裸體沙灘，并且持續了數十年。

　　由于貴族和貧民都從新橋穿過，巴黎因此獲得了其他歐洲首都在幾十年之后才出現的體驗，那就是陌生人之間的近距離接觸，尤其是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的接觸。

　　許許多多17世紀描繪新橋的油畫都表達了這種反常的、不同社會階層間的融合。比如，17世紀60年代的作品中，兩位貴族正悠閑地在橋上散步，身邊是布爾喬亞（貴族身后的婦女以及馬上的男子），而街上還有平民小販。（俯身的男子正在賣蘋果，而身旁女子的籃里面則裝著栗子。當時栗子是新橋小販特有的，聞名歐洲。）在這些散步的貴族后面是擠在一起的平民百姓，在雕像下面藏身的是乞丐。此外，貴族也和普通市民一樣徒步過橋。新橋是社會平衡器，橋上人皆平等。

　　這一切，當時的評論家都看在眼里。他們知道，這種由不同階層組成的人群既是一種景觀，也是民眾自豪感的來源。1652年，巴黎作家克勞德·路易·貝爾托（ClaudeLouisBerthod）告訴他外省的朋友，他并不想沒完沒了地逐一介紹巴黎的景點，而是想要帶給他們一個真正的巴黎，“一個不是充滿奇觀，而是充滿混亂和躁動的地方”。他從描述新橋開始，以及這座橋作為社會平衡器的作用。布里斯在1684年的城市旅游指南中曾寫道，游客一直驚訝于橋上的“匆忙和擁擠”，并且“能看到不同階層和打扮的人”。他認為，“這讓人們看到巴黎的偉大和美妙”。

　　其中一大特色，橋上的步行道，便是游客認為巴黎“美妙”的原因。新橋上的步行道是現代社會上最早出現的步行道，也是最早啟發歐洲人分離人流和車流的發明。許多游客指南的作者認識到，許多游客平生還沒有這種體驗，便告訴這些讀者，這些步行道是“專門為行人準備的”。比如克勞德·德瓦雷納就在他1639年的作品中如此說明。1719年，在巴黎的介紹中，內梅茲就把步行道稱為“新的便利設施”、外國游客眼中的新鮮事物。（到了1781年，在參考了倫敦1762年的《威斯敏斯特鋪路法案》后，奧岱翁街才增設步行道，為巴黎街道上最早的步行道。）

　　之后幾十年里，如何稱呼這種便利設施，人們尚無一致意見。最早的術語是banquette，原先是用于形容要塞上用于射擊的防御性壁架。但一些人建議用levées，也就是堤壩，還有一些人建議用allées（走道）。今天所使用的trottoir（人行便道），其實一直到1704年才出現。

　　此外，如何命名走在這些banquettes上的人，也成了一大問題。官方文件上顯示，這些步行的人被稱為gensdepied，字面意義就是“步行者”，也是一個形容步兵的軍事術語。到了17世紀90年代，法語詞典上出現了一個新的詞匯piéton，意為行人。早期的piéton也含有對路面鋪設糟糕或者馬車疾行的抱怨之意。從走道產生之日起，城市的行人便開始在這個過度擁擠的場所爭搶空間。

　　事實上，新橋剛建好，巴黎城內的各類馬車便迅猛增加。新橋的中心位置和規模也使得許多交通工具選擇從此處穿過。很快，這里成了交通堵塞這種現代城市頑疾的一大代表性地點。

　　17世紀游覽巴黎的外國游客總能發現這里特有的“喧鬧”和“永不停歇的騷動”。其中，那些自認為“周游歐洲各國”的人則聲稱，巴黎在這方面無可匹敵。（其中一位環球旅行者則說，巴黎的對手是北京—當時世界上最擁擠的城市。）他們反復強調，馬車數量在巴黎不斷增長，導致街道擁堵。馬車不但制造了巨大的噪音，讓人們無法判斷車輛是否靠近，也使人們“時時刻刻活在恐懼中”，生怕被飛速駛過的馬車“碾壓”。一個擅長過街的人如此形容：“在巴黎，你必須長八只眼睛。”而游客們指出，新橋則是巴黎最熱鬧的地方，“不舍晝夜，永無停歇”。

　　由于新橋上聚集了如此多的人，這里的擁堵可謂臭名昭著。藝術家尼古拉·凱拉爾(NicolasGuerard)是最早描繪這幅場景的人。圖片由出版社提供。

　　政治空間的誕生

　　沒有人會預料到，這座橋會成為眾多不同的行為爭奪空間的場所。

　　首先，新橋最早體現了巴黎這座大城市對新聞不斷增加的胃口，以及科技迅速發展如何滿足這種胃口。流言蜚語在人群中迅速傳開，由此有了這個說法，“像新橋一般無人不知”。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消息被越來越有組織地傳播。

　　1611年，法國最早的報紙，讓·里歇爾創辦的《法國信使》發行，當時的新橋早已對公眾開放。這份報紙一口氣回顧一整年發生的新聞，并且報道的年份往往已過去多年。比如，最早的一期討論的便是1604年的新聞。最后，應政府審查的要求，這份報紙轉而以外國新聞為主題；法國第二份報紙，泰奧夫拉斯特·勒諾多創辦的《法國公報》也是如此。該報于1631年發行。有了新橋，巴黎人便可了解巴黎發生的大事小事。

　　新聞里出現的關鍵人物和事件總是能張貼在橋上。人們可以從橋上或者附近的商店里買到這些報紙。印刷新聞也使用了同樣的技術。巴黎里里外外，都顯眼地貼著不同大小的海報和招牌，但是在新橋，這些則是更加明顯。當時的一些文獻提到，有些人為不識字的人大聲地朗讀張貼的新聞。

　　這種橋上的非正式新聞閱覽室也能解釋，為何政治騷亂在1648年頻繁發生。這一年也是自16世紀90年代以來暴力首次降臨巴黎的街道。1648年8月，在皮埃爾·布魯塞勒這位受人愛戴的巴黎最高法院成員被捕后，內戰爆發了。布魯塞勒居住的地方靠近新橋，后來為這次沖突蓋棺定論的作家雷斯樞機也住在附近。

　　因此，雷斯能夠以親歷者的方式描述布魯塞勒在家被捕后“十五分鐘內”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因為靠近新橋，許多巴黎人很快就獲悉布魯塞勒被捕這件事；憤怒的人群很快就聚集到一起。而這時，皇家衛隊也正好在橋上。衛隊主動撤退了，但是憤怒的人群緊跟不舍。很快，這些人就發展到三萬甚至四萬。雷斯形容這種“突如其來、猛烈的怒火從新橋一直燃燒到整座城市。每個人都拿起了武器”。后來，當反對派爭取到布魯塞勒的釋放后，觀察家發現，從“新橋的中間”爆發出“陣陣歡呼”，并且形容“整座巴黎的人”都聚集到橋這邊。這些反對君主的人被稱為新橋“投石黨”。

　　從那之后，新橋也被認為是騷亂的搖籃。層出不窮的法令禁止“各階層的人聚集在新橋”，卻鮮有奏效。當時的資料顯示，在新橋張貼信息，一夜之間就能招來大批人群。此外，內戰中政治歌曲如此廣泛傳播，以至于內戰結束的時候，誕生了一種音樂產業，并產生了“新橋歌手”，唱著“新橋歌曲”，“新橋政治歌曲”，“新橋年代紀”，或者，簡而言之“新橋”。巴黎17世紀最多產的信件作家賽維涅侯爵夫人（MarquisedeSévigné），評價這些歌曲時說，“是新橋創作了這些歌”。熱愛新橋的讓—巴蒂斯特·迪皮伊—鄧波茨（1750年，他曾宣布要寫六卷本的新橋歷史）說，法國歷史上每每發生偉大的事件，總會有一首歌曲在這里創作和表演，以示紀念。

　　這些歌曲其實只是冰山一角。在17世紀30年代專業劇場誕生之前，新橋一直是巴黎戲劇的中心。正如這幅17世紀60年代的繪畫所示，演員們在臨時搭建的舞臺上表演。各行各業的人聚集在周圍，甚至湊到舞臺底下。一些觀眾只是路過而已。但是，有一群貴族顯然是專程過來看表演的，他們的馬車停在附近，一位女士倚著門。他們占據前排的位置。

　　從當時的很多描述可以看到，橋上的許多表演十分類似今天的情景劇。一些表演家因此成名，他們的作品廣泛流傳，一些做成廉價的冊子，供大眾消遣，另外一些做成昂貴的作品集，賣給較為富有的讀者。

　　有位亨利·勒格朗，藝名“丑角”，說自己對著聽眾“激烈地演說”。他口中吐出長串而不間斷的長句，經常帶著粗鄙的字眼，節奏準確，停頓恰到好處。“丑角”創造了真正的平民文化，一些憤怒，一些輕快。在最尖銳的政治評論中，勒格朗直呼國王的名諱。在一次漫不經心卻充滿先見的激烈演說中，他警告道，沉重的稅務負擔迫使法國農民離開鄉村，前來追求“巴黎的黃金天堂”。然而，到了巴黎，他們沒有找到正當的工作，沒有像在農村里那樣“釀酒”，而是成為“乞丐和小偷”。他預見性的警告在開明派哲學家和經濟學家那里找到共鳴，一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

　　景觀展演與都市犯罪

　　露天表演也是造成交通擁堵的一個原因，盡管另外一種城市活動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能將人群吸引到橋上的購物活動。新橋一竣工，街頭市場就出現了。在市場里可以找到飾品、衣服配件，以及城市里最吸引人的花店。賣家被稱為“新橋的賣花女”。每一位小販的擺設都從簡：一張臺子，一個箱子，地面的器具上面支著帳篷。大多數攤位都是流動攤，位于橋中間或者步行道。最先擺攤的是賣書人；橋上很快就聚集了五十多家書店。1619年，附近河岸出現了更多書店。今天塞納河邊的書攤的始祖，就是當時在晚上收起來、綁在橋欄桿上的小攤。由于書本琳瑯滿目，當時有人指出，這座橋帶給巴黎人世上最大的圖書館。

　　那些在人群中受到推擠，容易被賣藝人或者羊群分散注意力的富裕顧客，往往最容易遭到偷竊。在茫茫人海中，錢或者貴重的小物件常常會遭到扒竊。不過，這些最常見的盜竊卻很少登上17世紀的報紙。反而，另一種盜竊行為讓新橋臭名遠播。這種盜竊就是衣服盜竊，尤其是斗篷盜竊。

　　無論是在雜志、旅行指南、回憶錄還是小說里，人們都能清楚地看到新橋和斗篷盜竊之間的聯系。這些故事清楚地說明，如果你穿著相當精致的大衣來到新橋，很可能還沒走到橋另一頭，衣服就不見了。

　　只有在亮麗的服裝價格仍然居高不下的時期，衣服盜竊才足以成為一種犯罪，17世紀的巴黎就是這樣一個時期。盡管如此，巴黎人一有昂貴的新裝，總會忍不住炫耀一番。他們會前往能讓最多人見到的場合散步，而最佳的地點正是“新橋這座大舞臺”。從各種說法看來，女性這樣做的危險小于男性。女性被搶劫的時候，只有少數會上新聞，被小偷搶走的一般是用來遮住領口的“手帕”或者圍巾。當然，這些也十分貴重，好比今天的愛馬仕圍巾。不過，相對于小偷們覬覦的男士斗篷，這些可謂價廉了。當時的一本字典如此形容貴族的斗篷：“他們出門，在城市里晃蕩時，斗篷披在他們肩膀上。”從17世紀末期的圖畫可以看出，一件斗篷要用掉好幾尺長的高價布料。上面還有精致的穗帶，甩動斗篷時能看到反光，產生戲劇性的效果。如果說，提出買一件新的緊身外衣，都令賽維涅夫人大為驚訝；那提出再買一件斗篷，反應想必更加激烈。

　　把披在肩上的斗篷扯掉可謂輕而易舉，因此，這些盜竊服裝的人也有這樣一個外號：tire-laines和tire-manteaux，字面意思就是“扯羊毛的人”或者“扯斗篷的人”。新橋投入使用后，巴黎人發現，需要用一個新的詞匯描述這種日益猖獗的犯罪，引起公眾關注。

　　17世紀初，一個叫“偷斗篷賊”（filou）的詞語誕生，其意思很明白：“晚上偷斗篷的人”。如今，這個詞則是用來形容品行不端的人。新橋是偷斗篷賊的活動場所，“新橋偷斗篷賊”這個詞組開始廣泛使用；偷斗篷賊被稱為“新橋的警報器”（如果發現斗篷不見了，那你距離新橋也不遠了），也被稱作“新橋的地主”，因為那里他們說了算；還被稱作“銅馬像下的侍臣”，因為他們會埋伏在亨利四世銅像四周，伺機出手。

　　在1614年1月，巴黎高等法院便承認巴黎已經出現這樣的問題，他們建議商人在店里保留武器，以便幫助警察們逮住這些“晚上偷斗篷的人”。

　　外國人很快就開始互相提醒，謹防小偷。英國的作家兼牧師彼得·黑林曾講述自己在1625年遇到“偷斗篷賊或者街痞”。另一位英國游客說，自己晚上走過新橋的時候，被偷斗篷賊“抽走了一件新的長毛絨斗篷”。到了17世紀末，巴黎的常住居民內梅茲為其旅行指南的第一卷最后一章取名“偷斗篷賊介紹”。他提醒那些從小城市去巴黎的游客，偷斗篷賊是巴黎特有的問題，因為巴黎是“最大的城市，自成一個世界”，偷斗篷賊作案后可以迅速匿跡于茫茫人海。游客要保護衣服，首先要避開一個地方，那就是天黑后的新橋。

　　文學界開始取材這種新的城市犯罪故事。1646年，克勞德·德埃圖瓦勒的《扒手的把戲》上演，成為當時一絕，到了該世紀80年代仍然被不斷改編、上演。這部劇的背景是亨利四世銅像附近的一座橋（還能是哪座橋？）。劇中有一伙專偷斗篷的人，有“疤面人”（亨利四世也被人稱為“疤面人”）和“獨眼人”。他們夜晚作案。靠著薩瑪莉丹的鐘聲知曉時間，以此避開定期巡視大橋的民兵。

　　從這類作品中，我們認識了貝隆特，也是文學作品中第一位倒賣贓物的角色（也是位誠信全無的人物，因為他會把轉手賣掉的斗篷又一次偷走）。我們也知道，當時的富人到了晚上，在靠近新橋之前，多半會有意識地脫下斗篷，除非身邊有保鏢。而保鏢保護的不是人身安全，而是斗篷。我們認識了拉貢德，一個舊衣服販子，專賣贓物。即使出于再清楚不過的原因，這些二手衣服販子無法在橋上開店，他們的店仍開在新橋附近，提供便利。這些贓物轉手前已經過一番精心處理，因此，據說要去這些店里找回失物絕無可能。當時的報紙有篇文章曾說“一件斗篷很可能做成兩件緊身外衣”。對這種偷竊的刑罰也相當嚴厲。有位倒賣贓物的婦女，名叫瓦朗坦，于1665年3月被公開執行死刑。然而，犯罪的利益如此巨大，這些斗篷的誘惑令人難以抵擋，倒賣贓物依然猖獗。人們懼怕偷斗篷賊也是不難理解的。這些扒手通常穿成貴族的模樣（畢竟他們也有這類行頭），黑暗中趁機下手。甚至也有故事說，一些正牌的貴族也想要去新橋上偷人斗篷，過把手癮。

　　第一個現代旅游景點

　　事實上，新橋的設計，很明顯就是在鼓勵行人駐足，欣賞眼前之景，這也是新橋最值得驕傲的創新。

　　整個17世紀，巴黎人和外國人都強調，這樣的景色在歐洲獨一無二，法國人應引以為豪。旅行指南的作者們都同意，“邂逅一條河，幾處美景，以及遠處的山坡和樹林”，不容錯過。布里斯則提到，“一位當代最偉大的旅行家”認為，河上的景色“是他長途旅行中最為壯觀的所見”，只有君士坦丁堡港口和印度果阿能與之媲美。17世紀70年代是旅行寫作的鼎盛年代，而貝爾涅里正是最具影響力者。他比布里斯筆下這位佚名旅行家說得更夸張，說新橋是“全世界最美麗、最令人驚嘆的風景”。

　　赫德里克?莫默爾在17世紀60年代創作的作品也代表了該世紀巴黎最受歡迎的形象。許多繪畫中，新橋都是一條熙攘的街道，懸在塞納河上方。圖片由出版社提供。

　　不僅如此，貝爾涅里將自己樹立成美麗景色的權威專家。他曾游遍世界，除了“中國和日本的一些邊陲”。因此他也底氣十足地告訴巴黎人，“不需要離開巴黎，就可以欣賞到全世界最美妙的景觀；走一趟新橋足矣”。

　　貝爾涅里說，“因為這里幾乎全部出自人工，乃世界一絕”。技術和城市規劃帶來了城市景觀，它由人為產生而非自然的結果。巴黎不再只有巴黎圣母院或者盧浮宮這一兩處單獨的景色值得一去。從橋上看去，塞納河已是一處美景。17世紀許多關于新橋的作品生動地說明，巴黎的城市景觀已經成為一大奇觀。

　　創作于17世紀60年代的圖11正是這樣一幅油畫作品。畫面的前景是巴黎街頭生活和各色人物的新景象。在畫面背景，則是這座橋教會巴黎社會各階層的人欣賞“全世界最美妙的景觀”。

　　那個時代，世界上的大城市普遍缺乏足夠的橋梁，有也僅僅滿足基本功能，而新橋重塑了當時關于橋梁的概念。新橋技術領先，成為各類娛樂方式的中心，讓社會各個階層享有平等，這座橋也是巴黎獲得美麗和現代美名的關鍵。1717年，當彼得大帝前來巴黎學習如何規劃一座歐洲大都市的基本之道時，新橋自然成為他的必去之地。

　　因此，新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現代旅游景點，且催生了一個紀念品產業，也并不奇怪。特別富有的游客總會買下描繪新橋的作品，帶回家，掛于客廳或者畫廊，用以回憶巴黎美妙絕倫的體驗。而家境普通的游客則是買下小掛飾，紀念巴黎之行。

　　在17世紀，手工繪制和裝飾的折扇是歐洲各國時尚女性最愛的飾品。1672年4月，賽維涅夫人對新買的折扇大為歡喜，贊嘆這是“平生見過最漂亮的物品”。這把折扇畫的，就是賽維涅這位老巴黎稱之為“老伙伴”的新橋。許多畫有新橋的折扇保存至今，而最早的便制作于賽維涅所生活的時代。圖12所示的折扇為18世紀制作，畫的是橋上的豐富多彩的、被視為巴黎特色的現象，從交通擁堵、買賣到欣賞美景。這幅作品令這座城市常駐游客的腦海，紀念過去的旅程，或者憧憬未來的行程。

　　17世紀的很多巴黎諺語也可表明，當時的巴黎人眼中，新橋已成為巴黎的靈魂。當時發明了許多表達方式，包括“在新橋上叫喊”（“把消息告知全村人”）。人們用“造新橋”表示艱巨的任務。他們會說“像新橋般堅固”。當表達一件千真萬確的事時，他們會說“一千年后，新橋還是新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