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978年參加高考，1978年考入南京工學院(現為東南大學)建筑系。1990年獲該校博士學位。現任深圳市建筑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董事長、總建筑師。主持設計了渡江戰役紀念館、玉樹地震遺址紀念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等工程項目200余項，獲得各類專業獎項80余項。擔任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專項項目“目標和效果導向的綠色建筑設計新方法及工具”的項目負責人。出版《本原設計》《新醫療建筑的創作與實踐》等多部論著，總結提出“本原設計”理論，其倡導的“全方位人文關懷”理念和“三全方法論”為工程實踐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統方法與路徑。先后被授予“全國建筑設計大師”稱號、梁思成建筑獎、光華龍騰獎中國設計貢獻獎金獎、南粵百杰人才獎等。201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1977年，我第一次參加高考。當收到淮南煤炭學院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我雖為自己考上大學而高興，卻沒有發自心底的興奮。因為我清楚地知道，這并非我熱愛的專業。于是我下定決心，1978年再戰高考。這一次，心儀的南京工學院建筑系終于向我敞開了懷抱。在那里，我一頭扎進了建筑的海洋。

　　一轉眼，40年過去。我很幸運，當年恢復高考的政策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同時也很慶幸，當年堅定地遵從內心的選擇，讓自己能夠與建筑結下一輩子的緣分。

　　早已埋下學建筑的種子

　　我1958年出生于江蘇徐州。

　　我父母以前都是機關干部，平日鮮有和美術打交道，但不知為何，我卻對繪畫產生了濃厚興趣。打我記事起，大約4歲，父母就對我有“喜歡畫畫”的評價。此后，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工廠，繪畫專長讓我肩負起了出宣傳畫、黑板報的任務。

　　我自小喜歡畫畫，又偏愛數學，而這恰巧都是學好建筑設計的基礎。人生猶如一部小說，從小的愛好竟然為我日后的高考選擇預留了一個伏筆。

　　還記得我小學上到二三年級時，“文革”就開始了，此后幾年，學校和社會都處于一片混亂狀態。那時的我們就像一群沒人管的野孩子，整天趕鴨子、放羊，到處玩，基本上沒學什么東西。

　　到了1972年，我在上初中，鄧小平同志“復出”主持工作，強調教育要走回正軌，我們這才又回到學校，真正學到了一些知識。

　　高中時期我就讀于徐州一中。當時我的家住在徐州設計院的宿舍，左鄰右舍都是建筑師和工程師，從他們身上我開始了解到建筑為何物。有一次去鄰居家串門，我無意中翻到了南京工學院校園的畫頁，隨即被那優美的校園環境與建筑深深地吸引。其中最為打動我的是建筑學家楊廷寶先生的建筑水彩畫。從那一刻起，我心中便萌發了要學習建筑的想法，南京工學院也成為了我理想中的大學。

　　可是不料，這個夢才剛開始做，就破滅了。高中畢業后，按當時的政策，一個家庭如果有兩個孩子，其中一個一定要上山下鄉，另外一個可以選擇留城就業。我們一家兄弟仨，哥哥參軍后在新疆犧牲了，就剩下我和弟弟。家里順應了當時的形勢政策讓我留城就業，由此，我高中畢業在家待業半年多之后，便進入徐州液壓件廠，成為一名學徒工。

　　那時，無論是在家庭還是社會，讀書學習的整體氛圍都不強，大家都覺得只要你能正常上學、畢業、找到工作就行了，也沒有其他的發展路徑和希望。但在工廠工作時，我始終還是懷著一個大學夢。

　　皇天不負有心人，進廠不到2年，便傳來了恢復高考的消息。

　　恢復高考的消息是從母親的單位——徐州面粉廠的大喇叭里傳出來的。

　　那時候因為唐山大地震的影響，徐州各個單位都在搭建自己的防震棚，我們一家也搬到了徐州面粉廠。

　　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出后，整個社會都變得很興奮，有一種春天來了的感覺，我也立刻決定要去考大學。廠里凡是過去學習有點底子的年輕人，皆躍躍欲試，開始參加一些復習班。那段時間，常聽說廠里一些年輕人身體不好請病假，后來才知道他們是請假復習備戰高考。我一貫老實，對這個“套路”全然不知，加班與倒班一樣沒落下，只能利用閑暇時間復習。

　　有一個場景至今讓我記憶猶新。當年我在廠里是開磨床的，每到休息時間，我就在車間的水泥地上用粉筆解題，數學、物理、化學，什么題都寫，尤其喜歡攻克數學難題。所以，車間的地上總是布滿了我的解題筆跡，工友們經常在我的“解題大道”上走來走去。

　　在我們廠里，我的學習成績還算是比較突出的，所以會經常輔導工友，幫他們補習。后來我順利考上了大學，可見老實人有老實人的福氣。

　　我的福氣也表現在當時遇到了很多好老師。自從決定參加高考，我就在徐州到處找名師，像我這樣主動去找老師的人并不多。當時徐州有一位很有名的數學老師——李嘉俊老師，我登門拜訪時沒有帶煙帶酒，只是跟他說我喜歡數學，我想考大學。可能李老師被我的真誠感動了，就給我一對一補習，布置練習題，帶著我一起解題。同時還有一位女老師，一對一地幫我補習英語。另外，還要感謝蘇意如、林英和李淑娟等多位老師，他們在我高中求學過程中給予了莫大的幫助，為我的高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那時，我還參加過各種數學、化學、物理的復習班。就這樣一邊工作，一邊復習。1977年冬天，我第一次踏進了高考的考場。

　　當時所在的考場位于徐州四中，大家成群結隊參加高考，考了兩天。每門考試一結束，我們就興致勃勃地聚在一起對題。第一次高考，我的語文考得很順利。還記得，當年的作文題目設定為描寫自己身邊的一個人。我寫了當時的一位工友，講述他積極的工作態度和個人特點。

　　那時候剛剛恢復高考，對于考得怎樣，大家心里都沒底。我當時就想，這次先來試試，不行第二年再考。所以，直到接到淮南煤炭學院的錄取通知書，我才知道自己考得不錯，那篇作文還成了當年復習高考的范文。

　　兩次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

　　接到淮南煤炭學院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我為自己考上了大學而高興，卻并沒有發自心底的興奮。我了解到這所學校里沒有我向往的專業。這是因為當年高考并沒有報志愿的環節，而是直接根據分數來分配學校。

　　那時候的我一門心思要學建筑學，于是選擇放棄入學，繼續復習。當我1978年第二次從高考考場走出來的時候，心里有了底，知道自己這次一定能考上。報志愿的時候，我在第一志愿欄里工工整整地寫下了——南京工學院建筑系。

　　當南京工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寄到廠里后，消息一下子就傳開了。那時了解建筑專業的人并不多，一些工友對我的選擇十分不解，甚至有人還取笑我考了個“泥瓦匠”專業。現在看來，我很慶幸堅持選擇了一條適合自己的專業道路。

　　終于考上了心儀的學校和專業，我對未來滿懷憧憬。我父親一直比較支持我去考理想的大學，我母親雖然希望我能留在徐州，但看我這么高興，也并未阻攔。

　　南京工學院，即現在的東南大學，是中國現代建筑學學科的發源地之一，大師云集。中國近現代的“建筑四杰”——梁思成、楊廷寶、劉敦楨、童寯，后三位都曾在這里任教。尤其是楊廷寶先生，他是我崇拜的建筑學家，是近現代建筑設計開拓者之一，與梁思成并稱“南楊北梁”。

　　就這樣，帶著對建筑學的鐘愛、對大學校園的向往和對大師的崇拜，我踏上了求學的旅程。

　　當時與我結伴同行的兩人，一位是我的初中同學李實，他后來成為了著名的經濟學家，另一位是與我一同考入南京工學院的黃醇。我們仨背著鋪蓋卷和臉盆等日常用品，坐了將近10個小時的火車才抵達南京，那是我第一次為了求學離開故鄉徐州。

　　大學校園令我大開眼界

　　入校后我認識的第一個同學叫邱育章，他是當年福建省的高考狀元。我們一前一后走進宿舍，他放下行李后第一件事就是從背包里拿出一把小提琴，當場就給我拉了一段。我當時就被鎮住了，心里想：“來讀大學的人真厲害!”

　　讓我驚嘆的卻遠不止邱育章一人。有一個同學叫何兼，入學時才15歲，是我們宿舍8個人當中年紀最小的，初入學時儼然還是一副孩子的模樣。雖說年紀小，卻是個數學高才生。我高中時數學成績很好，還是數學課代表，對數學一直很自信。結果面對何兼出的幾道數學題我竟然看都看不懂。大學求學的過程中我慢慢發現，整個校園里有文藝、數學、體育、播音等特長的人比比皆是，讓我一下子開了眼界。

　　我入學時，正是“文革”后秩序初復之際，老師們都特別積極，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知識都傳授給學生。我們班是由兩個小班合并起來的，一共56人，其中50個男生，6個女生。每位老師都是手把手地教學生，較著勁地比看誰教得好，我們也鉚足干勁地學習，校園里充滿著瑯瑯的讀書聲。由于當時教室空間有限，到圖書館和公共教室搶座位，成為校園里一道特殊的風景。

　　大學期間有一件事情讓我印象特別深刻，那是第一次放假回家，我挑了一擔子書和學習資料準備假期在家里復習。結果是怎么挑回去的，又怎么挑回來了。后來我才知道，放假時拿幾本書就夠了，根本沒有看那么多書的時間。

　　進校前我就仰慕楊廷寶先生的大名，進校后又了解了幾位名師大家，如劉敦楨先生、童寯先生和李劍晨先生等。本科畢業后，我有幸考取了楊廷寶先生的研究生。楊老先生有一句名言：處處留心皆學問。他無論去哪里都隨身帶一把鋼卷尺、一個記事本，隨時隨地丈量記錄，這是最好的言傳身教。因為建筑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建筑師一定要善于觀察、勤于學習，把握好細節。后來楊先生因病住院，我去陪護。那段時間里，我與先生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向他討教了很多專業知識和經驗，這些教誨讓我受益終身。

　　隨后，我師從第二代建筑大師齊康先生，完成了由碩士到博士的學業。齊先生很有戰略眼光，他曾說過一句話：“不研究城市的建筑師不是一個完整的建筑師。”強調建筑師的眼光不應僅局限在建筑單體本身，而應站在城市的宏觀角度來考慮建筑問題。這個觀點對我后來的學習與職業發展產生了莫大的影響。

　　為了擴大學生視野，增加實踐經驗，齊先生經常帶著我們外出調研，參加會議，輔助設計創作。在齊先生的帶領下，我參與設計了國內多個重要的文化建筑，包括雨花臺烈士紀念館、南京梅園新村周恩來紀念館、淮安周恩來紀念館等，這都為我以后的建筑工作積累了重要經驗。

　　回想40年前參加高考的我們這一代人，都沒什么功利心，所展現出來的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熱愛，是一種激情和熱情的釋放。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文革”，后來有幸能夠步入大學的殿堂，就業時又恰逢國家對人才需求旺盛的社會背景，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是基于時代的機遇。雖說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一些困難和艱辛，但心中明確奮斗目標，不輕言放棄，堅持下去，必將得到回報。這也是那個時代在我們性格里留下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