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布中裝，滿頭華發(fā)，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或許，這是著名學者陳從周先生給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身為我國著名古建筑園林藝術(shù)學家、哲學社會科學大師、同濟大學教授，陳先生一生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無論是園林、詩詞、書畫還是昆曲、散文……皆留下了精深的造詣與巨大成就。

　　畢其一生，陳從周一直積極從事保護、發(fā)掘古建筑工作。他熔中國文史哲藝與古建園林于一爐，出版諸多研究園林的專著，晚年則參加多處園林設(shè)計實踐，直接參與指導(dǎo)了江浙滬諸多古園的維修和設(shè)計工作。除此之外，先生對書畫筆墨的造詣亦極深厚。熟悉陳先生的人都知道，老先生一輩子愛好傳統(tǒng)文化，古道熱腸，君子之風，“以園寄情，以曲托命”或許是先生一生最好的寫照。

　　今年11月27日，是陳從周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日。11月25日，同濟大學隆重舉行了一系列紀念活動，深切緬懷一代園林宗師為我國園林文化和傳統(tǒng)藝術(shù)作出的卓著貢獻，激勵大家更好地傳承并弘揚先生的精神風范與學術(shù)思想。

　　作為陳從周先生的首位博士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峰在致辭中表示：“今年各地都舉行了紀念陳從周先生百年誕辰的不同形式的活動，這說明先生的影響力之廣泛。先生雖然逝世18年了，但是他的影響有越來越擴大的趨勢。這緣于先生所取得的學術(shù)成就和重要學術(shù)貢獻、先生在社會活動和社會交往中所發(fā)揮的影響力，以及他自身的人格魅力。今天我們紀念他，是為了更好地發(fā)展我們的古建筑園林，發(fā)展我們的學術(shù)，發(fā)展我們同濟大學的建筑與城市規(guī)劃學科。”同濟大學黨委書記方守恩也表示：“今天，我們在這里深切緬懷和紀念陳從周先生，是要學習傳承先生對教育事業(yè)的熱愛、對文化事業(yè)的熱愛，光大發(fā)揚先生嚴謹治學的精神和為國育人的情懷。陳從周先生畢生傾注的事業(yè)，薪火相傳、后繼有人，他的精神將會影響一代又一代的同濟師生。”

　　毋庸置疑，陳從周是人格和良知的代名詞，他淋漓盡致地詮釋了一個學者和知識分子的情懷與理想，立德、立功、立言。綜觀其一生，陳先生集家國情懷于一身，熱愛祖國、探究真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襟懷坦蕩，以一腔熱誠，書生意氣，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今天的傳承、弘揚，貢獻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以園為家，走出一條人文情懷的園林之路

　　陳從周先生原名郁文，字從周，晚年齋號梓室，自稱梓翁，祖籍浙江紹興。1918年11月27日，先生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52年，陳從周來到同濟大學建筑系任教，成為同濟大學建筑系建筑歷史學科和教研室創(chuàng)立人之一。1956年，陳從周先生在同濟大學完成了《蘇州園林》的研究，具有劃時代的開創(chuàng)性意義，為他后來成為古建筑古園林專家奠定了基礎(chǔ)。改革開放初期，他集數(shù)十年研究成果之大成，發(fā)表了《說園》系列文章，成為重要的園林理論文獻，被翻譯成十多種文字在全球發(fā)行。

　　陳從周先生不僅對于古建筑、古園林理論有著深入的研究、獨到的見解，還提倡歷史建筑保護與修復(fù)。他還參與了大量實際工程的設(shè)計建造，如設(shè)計修復(fù)了上海的豫園、蘇州的拙政園等著名的園林，設(shè)計建造了云南的楠園、杭州的西湖郭莊等大量園林建筑，并把蘇州網(wǎng)師園以“明軒”的形式移建到了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成為將中國園林藝術(shù)推向世界之現(xiàn)代第一人。

　　陳從周先生的博學多藝也形成了獨特的治學風格，他給同濟大學建筑系研究生指定的閱讀書目涵蓋四書五經(jīng)到明清筆記。他在培養(yǎng)學生方面耗費了大量心血，在同濟大學執(zhí)教時期，每年的暑期實踐他都親自帶學生到蘇州、揚州、泰州、如皋一帶進行測繪，把他認為有價值的古建筑和園林都做了測繪，保存園林建筑的布局、用料、圖案、詩文等珍貴信息。陳先生在同濟執(zhí)教半生，為國家培養(yǎng)了大量優(yōu)秀的專業(yè)人才，也帶出了一批致力于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專家學者。

　　陳從周曾說，中國園林是文人園，實基于“文”。這位并非科班出身的園林大家，將文學書畫與園林融會貫通，走出一條飽含中國人文情懷的園林之路。正如著名建筑大師貝聿銘為《陳從周傳》序言中寫的那樣：“從周對中國園林如癡如醉，造詣高深……從周對中國園林之理解肌擘理分、博大精深，非凡人所能及。從周著書多卷，其所著《說園》為中國園林之經(jīng)典著作而享譽世界，并以此弘揚中國文化之精髓，功績無量。”

　　的確，《說園》是陳從周一生對中國園林研究、實踐的結(jié)晶，奠定了他在中國園林史上的地位，也奠定了他“現(xiàn)代中國園林之父”的地位，是明代計成《園冶》之后，一部真正的中國園林學經(jīng)典之作。誠如他于《說園》（五）之末段中所云：“園林言虛實，為學亦若是。余寫《說園》，連續(xù)五章，雖洋洋萬言，至此江郎才盡矣。半生湖海，踏遍名園，成此空論，亦自實中得之。”由此可窺陳從周一生之學術(shù)研究盡傾《說園》中。難怪葉圣陶先生認為《說園》：“熔哲、文、美術(shù)于一爐，臻此高境，欽悅無量。”

　　說起對中國園林藝術(shù)的概括與總結(jié)，陳從周一言以蔽之——“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對此，他解釋道：“中國園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組合而成的一個綜合藝術(shù)品，富有詩情畫意。疊山理水要造成‘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境界。山與水的關(guān)系究竟如何呢？簡言之，模山范水，用局部之景而非縮小，處理原則悉符畫本。”對此，他又以傳統(tǒng)繪畫藝術(shù)理論作注解，認為“遠山無腳，遠樹無根，遠舟無身（只見帆），這是畫理，亦造園之理。園林的每個觀賞點，看來皆一幅幅不同的畫，要深遠而有層次”。也就是說，營造園林，要如同畫中國畫那樣，大膽落墨，小心收拾，要如同書法藝術(shù)那樣，講究寬處可容走馬，密處難以藏針。所謂“不經(jīng)意之處，要格外經(jīng)意”。

　　對于園林與中國畫之間的關(guān)系，陳從周感觸尤多。1982年1月，陳從周撰寫《園林與山水畫》，全文僅千余字，卻將園林與山水畫之間的關(guān)系闡述得淋漓盡致。他認為“畫究經(jīng)營位置，造園言布局，疊山求文理，畫石講皴法。山水畫重脈絡(luò)氣勢，園林尤重此端，前者坐觀，后者入游。所謂立體畫本，而晦明風雨，四時朝夕，其變化之多，更多于畫本。至范山模水，各有所自。蘇州環(huán)秀山莊假山，其筆意兼宋元諸家之長，變化之多，丘壑之妙，足稱疊山典范，我曾譽為如詩中之李杜。而諸時代疊山之嬗變，亦如畫之風格緊密相關(guān)。清乾隆時假山之碩秀，一如當時之畫，而同光間之碎弱，又復(fù)一如畫風，故不究一時代之畫，難言同時期之假山也。”這一番言論，觸類旁通，兼收并蓄，極為準確而傳神，既可一窺先生的造園藝術(shù)追求，對于其文字之通、達、雅、逸，也可謂一覽無遺，令人嘆服。

　　此外，著名的“園有靜觀、動觀之分”的觀點，也極為精彩。陳先生認為小園以靜觀為主，動觀為輔。“小園若斗室之懸一二名畫，宜靜觀。大園則如美術(shù)展覽會之集大成，宜動觀。”同時，先生認為華麗之園難簡，雅淡之園難深。簡以救俗，深以補淡，筆簡意濃，畫少氣壯。對于營造園林，他認為“須割愛者能忍痛，須添補者無吝色”。即如作畫，下筆千鈞，反復(fù)推敲，從而達到最佳藝術(shù)效果。正所謂“看山如玩冊頁，游山如展手卷”。園林設(shè)計有一定之觀賞路線，陳從周認為，這觀賞路線就像中國畫的起承轉(zhuǎn)合，手卷之有引首、卷本、拖尾，有其不可顛倒之整體性。以先生所親身參與設(shè)計的豫園東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明軒”等園林，自當感覺所言不虛，是一生研究園林，觸類旁通中國畫、詩詞與戲曲藝術(shù)所獲得的高深體悟。

　　以曲托命，兩袖清風自得其樂

　　陳從周一生，為人狂狷，卓爾不群，造詣精深，獨樹一幟。在他的年輕時代，曾刻苦鉆研過詩詞，又從一代大師張大千先生習畫，30歲就在滬上首開畫展。他的書畫強調(diào)神韻意境，講究筆墨情趣，看似逸筆草草，隨意揮灑，卻意境深邃韻永味長，充滿著濃厚的書卷氣息。陳先生最擅長蘭花、竹石，筆墨清麗儒雅，惜墨如金而格調(diào)高雅。他主張畫一定要雅， 所謂“寧俗人不解，不欲燕支畫牡丹也”，他欣賞“石濤之雅健，板橋之清拔”的意境，追求“空靈重拙”和“平淡蘊藉”的天趣，在當今的中國畫壇上傳統(tǒng)筆墨能達到如此高度的，恐怕是鳳毛麟角了。

　　值得一提的是，從周先生為人謙和豁達，毫無名人架子。工作之余他常以書畫求遣興。在一切向“錢”看的商品化大潮中，凡有親朋好友，甚至是親朋好友的好友前來索畫，他總是有求必應(yīng)，盡量滿足。為此他還專門請人刻了一方“免費供應(yīng)”的閑章，以明心意。每次出差回家，他總要帶回一張上面寫滿索畫者名單的紙條。“天天畫竹，忙忙碌碌，兩袖清風，自得其樂。”“平生不賣書同畫，我與人間何所求。”是其真實寫照。

　　同時，陳從周還是非常著名的作家，其散文語句雋永，清新明快，令人難忘。無論是《說園》系列，還是《園林美與昆曲美》，乃至懷念梁思成等師友的小品散文，無不有著明人筆記的清新雅趣與耐人咀嚼的無盡韻味。馮其庸先生就曾稱他的文章“如晚明小品，清麗有深味，不可草草讀過；又如詩詞，文中皆詩情畫意也，更不可草草讀過”。

　　而陳從周首次在文壇嶄露頭角，卻并非是散文，而是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徐志摩年譜》。說起徐志摩，與陳從周是親戚，徐志摩大伯的女兒是陳從周的二嫂。后來，陳從周又娶了徐志摩的表妹蔣定為妻，更是親上加親了。雖然陳從周比徐志摩小22歲，交往不是很多，但陳從周從小喜愛文學，對徐志摩一向崇拜。加之徐志摩因飛機失事身亡的遭遇，令陳從周十分痛惜，于是他萌生出為徐志摩立傳的心愿。他說過：“從前我愛讀清初的納蘭容若（性德）和黃仲則（景仁）的作品，總覺得這兩個天才作家死得太早，當時的人忽略了好好地記載他倆的事跡，以致后人了解不深，一想起就要不快。我編這本書的動機就是單憑這一點感情作用。”

　　他開始著手搜集大量有關(guān)徐志摩的資料和軼事，并采訪了張幼儀、陸小曼等知情人，“集腋成裘，掌握了許多第一手資料，想寫傳記難于下筆，于是改換了我的方式，將這些資料排比成年譜”。為此，陳從周斷斷續(xù)續(xù)用了十五六年時光，最終才寫成《徐志摩年譜》。當時，他正在上海圣約翰大學附屬高中教書，自費印行了500冊。他說：“我編這書只是提供研究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的一部分資料，所以內(nèi)容力求有據(jù)，以存其真。過后有人研究五四運動后新文學作家的話，這書對志摩的一部分多少有一些小小的幫助。”盡管這本年譜只有薄薄一百來頁，但內(nèi)容豐富，除年譜外，還輯有《志摩日記》《志摩雜記》《志摩隨筆》《志摩家書》等內(nèi)容，是一本關(guān)于徐志摩的綜合資料匯編。這部年譜，如今已成為研究徐志摩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寶貴資料。

　　陳從周對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還體現(xiàn)在他對傳統(tǒng)戲曲，尤其是昆劇的酷好上。他不是一般的昆劇迷，而是把園林與昆劇聯(lián)系起來并觸類旁通，在教學、著作和繪畫中，都能有獨特見解的專家。他稱這兩者的關(guān)系為“園林昆曲姐妹行”，之所以有這個看法，和他從小看昆曲、學昆曲的熏陶有關(guān)系。他回憶：在童年時就聽過俞粟廬的唱片《辭朝》及其他清曲，首先“嘗到昆曲味”，到了上海第一次觀看俞振飛與程硯秋合演的《奇雙會》，認為這是“仙景般的享受”。他的昆劇啟蒙老師是胡山源，后來與國內(nèi)的京昆大師、名角如梅蘭芳、俞振飛、華文漪、梁谷音等交游深厚。他很早就四處吁請弘揚傳統(tǒng)曲藝，華文漪稱他是“昆劇保皇黨”，他也就老實接下這個封號，認為自己“當之無愧”。在他看來，園林藝術(shù)與昆曲，作為民族文化的瑰寶，不僅可以互相闡釋，其藝術(shù)之美還是相通的。他認為園可以解曲，曲可以悟園，因為自明代中葉后，昆曲盛行于江南，園與曲便有了不可分割的關(guān)系，不但曲名與園林有關(guān)，而且曲境與園境更互相依存，不分彼此。他指出，昆曲的身段、唱腔、唱詞對造園都大有啟發(fā)。

　　陳從周與蜚聲中外的著名昆劇表演藝術(shù)家梁谷音的交往早已傳為文壇、梨園的佳話。他自言是梁谷音演唱藝術(shù)的知音，他對梁谷音表演中的身段、唱腔等的藝術(shù)造詣贊賞得無以復(fù)加，甚至聲稱在寫作、繪畫以及設(shè)計的時候，若沒有梁谷音的錄音聽，腦子就仿佛石頭一樣。他說東方藝術(shù)是慢節(jié)奏的，而這慢節(jié)奏對文化人有著微妙的作用。梁谷音謙虛地稱他為師兄，因為陳從周向沈傳芷學習昆曲比梁谷音早得多。1988年，梁谷音獲得全國戲劇“梅花獎”，陳從周以“畫梁軟語，梅谷清音”相贈，并刻在一塊端州產(chǎn)的梅花硯上。

　　晚年，陳從周在喪妻失子的創(chuàng)痛中，受命主持上海豫園東部的重建。他花費兩年時間，從設(shè)計到施工如同導(dǎo)演一樣一一過問，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園林與昆曲，成為這位晚年遭遇悲痛的老人最后的心靈慰藉，為此，他請人刻了一方印章，名曰：“以園為家，以曲托命”，很能看出彼時老人的心境。而豫園“谷音澗”的取名，也與昆曲有關(guān)。某天，梁谷音與陳從周正在澗前品評，梁谷音忽然引喉一唱，嫣然一笑，陳從周頓如佛家悟道，這假山的“芳名”就出來了。眾人對“谷音澗”的取名無不稱妙，又公推陳從周將這三個字刻在澗邊石上，這一帶有戲劇性的巧遇與奇緣成就了豫園一個重要的風景點。事后，他還感慨地說：“有詩有畫更添情，脈脈山泉出谷音，莫說老來清味減，名園猶作費心人。豫園留下了谷音澗，也算是昆曲與園林的佳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