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鏡堂在世博會中國館建設現場。

2004年，何鏡堂住院期間仍在研究設計方案。

何鏡堂在工作室接采南都記者專訪。

　　1978~2018我與廣州共成長

　　何鏡堂今年80歲了，仍奔走于各建筑設計機構與工地之間，也是少數至今還活躍在一線的年長一輩建筑大師。

　　生于上世紀30年代，60年代成為華工第一位建筑學碩士，何鏡堂見證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的巨變。他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獲建筑創作大獎最多的人。

　　在他看來，一個人的成長始終與國家共命運，與時代同呼吸。作為中國建筑界的領軍人物，嶺南建筑學派的一面旗幟，何鏡堂領銜團隊創作了包括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等精品。“我的建筑設計類型，是和時代發展需求同步的。”他說。

　　50年代·結緣

　　華工第一位建筑碩士

　　1938年4月2日，何鏡堂出生于廣東東莞。父親做生意，母親出身中醫世家。少年時代，他常帶著干糧和畫板，跟哥哥何成基到郊外寫生，逐漸培養了對藝術的興趣，“有時還偷幾個紅薯”。

　　中學時代，何鏡堂最大的愛好是看電影。《青年近衛軍》《鄉村女教師》《卓婭和蘇拉的故事》等蘇聯電影啟發了他最初的信念，“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喜歡畫畫，又喜歡數理化，想當工程師。“老師說建筑師是半個藝術家、半個科學家，正合我心意。”1956年，何鏡堂考入華南理工大學(原華南工學院)建筑學系。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還在課桌上做個牌子，“對每一天都抱著真誠的深思，愛它，尊敬它，竭盡所能”。

　　1961年，何鏡堂成為華工建筑學研究生，師從嶺南建筑一代宗師夏世昌，攻讀民用建筑專業。導師夏世昌強調因地制宜的建筑環境觀、經濟適用的建筑功能觀、創新節能的建筑技術觀，給了何鏡堂很大啟發。夏世昌很講究生活情趣。“我也很熱愛生活，只有熱愛生活的建筑師，才能建造出讓人樂于居住和滿意的房子。”何鏡堂說。

　　何鏡堂的尺度感非常強，與導師的言傳身教有關。上世紀60年代，他和導師調研蘇州園林，沒有皮尺，就學怎么用腳步測量，如何控制比例。“現在他在園子里走一圈，拿個手量量，步子跺跺，就能畫出來，尺寸比例特別恰當。”既是華工師妹，又是建筑師的老伴李綺霞如此評價何鏡堂。他們1970年結婚，相濡以沫。

　　上世紀90年代，何鏡堂有次去香港出差，趁難得住五星級賓館的機會，白天工作，晚上實測，靠著腳步功夫竟把整個賓館的結構圖畫了出來，比例非常準，還寫成《香港五星級酒店的客房設計》在《建筑學報》上發表。

　　70年代·坎坷

　　45歲前“一無所有”

　　27歲碩士畢業，何鏡堂被分配到湖北農村當了8個月農民，插秧割谷、挑糞砍柴，苦活重活樣樣干。勞動完躺在后山，望著青藍的天，“沒有了方向，不知道以后的人生要怎么過……”好在當時妻子生了第一個孩子，他算是找到了一個“支點”。

　　1973年，何鏡堂被調到北京輕工業部設計院，主要設計廠房。業余，夫婦倆參加一些建筑繪畫、小型鐵路客站、農村住宅設計競賽，拿到些二三等獎已是莫大鼓勵。從27歲畢業到45歲，何鏡堂的民用建筑夢一直被壓在心頭，無處施展。“45歲前，我一無所有，沒有一個作品一個獎項一篇論文。”何鏡堂不甘心。

　　改革開放后，國家提出“研究生歸隊”政策，他做了人生第一個重要決策——— 南下，回“家”。

　　1983年，受成立不久的華工建筑設計院之邀，45歲的何鏡堂全家四口從北京回到母校。“常說三十而立，我要五十而立了。”回首當時，何鏡堂說，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風順，不完滿才是人生。

　　80年代·頭炮打響

　　第一件作品獲獎

　　何鏡堂清楚記得，自己是在1983年4月5日清明節那天回來的。

　　原本學校答應給設計院安排4套住房，回來后才發現沒地方住。一家四口先是住招待所，一個月后終于安置進14平方米的筒子樓，一住就是兩年多。

　　機會悄然到來。回校第三天，聽說深圳科學館要競標，只剩下三周時間，何鏡堂雀躍！他一刻也沒耽誤，騎自行車趕去五山街，找到正在街頭買安家用品的妻子，然后坐大巴到深圳考察地形，全心投入設計。兩人在招待所走廊通宵達旦地奮戰了20天。

　　他們將設計母題鎖定為“八角形”，突破形體賦予個性，空間布置靈活多樣。當天傍晚，他們就被告知“方案中選”了。這個被深圳人稱為“八角樓”的科學館因造型獨特、技術先進，成為當時特區的地標建筑。

　　何鏡堂回穗后的第一件作品一炮而響。該項目獲國家優秀設計二等獎，他同時在《建筑學報》發表了第一篇論文。

　　此時，他給自己下了個死決定———“三到位”，做100個普通的設計，不如做一個精品，首先每個工程必須是精品；其次必須是優秀的設計，拿一個獎；再次必須總結提升，完成一篇學術論文并發表。“我所有工程都這樣去做，全是教學、研究與實踐相結合。”何鏡堂這一傳統延續至今，也成為華工設計院公認的“秘笈”。

　　90年代·搶回時間

　　16年成為工程院院士

　　“在此之前，和我同輩的都很出名了。”45歲，終于有了第一個代表作品。何鏡堂要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何鏡堂參與及主持設計了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嶺南畫派紀念館、大都會廣場、中國市長大廈、華工逸夫科學館、鴉片戰爭海戰館等多項工程，幾乎每項都贏得國家級和部級獎勵。其中，西漢南越王博物館成為時代的杰作。

　　1997年，何鏡堂被推舉為建筑學院首任院長。1999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成為華工自己培養的第一位院士。2000年，何鏡堂獲中國建筑界最高獎———首屆梁思成建筑獎。

　　從1983到2000年，何鏡堂實現了人生飛躍式的發展。“我又趕上來了。從一無所有，用了16年時間成長為院士。”

　　成為院士，拿到了學術界最高榮譽。步入花甲之年的何鏡堂沒有停歇，他從零開始，再上征途。

　　進入新世紀，他的建筑創作也迎來井噴。華工建筑設計院承接了全國各地的200多個大學校園規劃和設計作品，何鏡堂主持的校園設計就超過100個。團隊的建筑作品已基本覆蓋全國各省市區，獲省部級以上的項目設計獎項300項。

　　1999年浙江大學在全國率先實行改革，為并校擴招在全國征集設計方案。何鏡堂帶領研究生從100多個方案中勝出，順利完成當年國內最大的校園規劃設計項目。這是何鏡堂“進軍”校園建筑的第一炮。

　　此后，他完成了包括澳門大學橫琴校區、重慶理工大學虎溪校區、浙江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大學城校區、江南大學、重慶大學、中國礦業大學、上海大學等一大批大學規劃及設計，多個作品獲國家和教育部優秀設計獎。華工逸夫人文館還獲得國家優秀設計獎。

　　何鏡堂被譽為“校園建筑設計掌門人”。他的校園設計特色鮮明：空間環境人文化、生態化；空間布局社會化、開放化；校園建筑組團化、網絡化。

　　同時，2002年，何鏡堂創立了“兩觀(整體觀、可持續發展觀)”、“三性(地域性、文化性、時代性)”的建筑理論。通俗說，即一個建筑必須與當地的環境、文化、人文結合起來。“在山邊搞建筑，我就依山而建；在水邊搞建筑，我就依水而建，不是千篇一律。”在他看來，這是個“萬能方式”，如果建筑師真正理解和綜合運用，就能創作出有特色的建筑。

　　2010年·扛鼎之作

　　做有時代意義的作品

　　在眾多建筑作品中，何鏡堂最喜歡的兩個，一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館，一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

　　這兩個建筑設計，一個代表了中國的悲愴年代，一個表現了中國走向富強。“這是我人生的兩個年代，也是國家經過改革開放，從災難走向富強的兩個標志性時代，建筑是有力量有生命的，非常有意義”。

　　上海世博會中國館的競標過程，何鏡堂依然記憶猶新。當時344個設計方案中，只有他一個院士牽頭做。有人勸他不要和年輕人競爭，他沒有這方面顧忌。“勝敗乃兵家常事，院士也可在競爭中獲得更大提高。”70歲的他反復改稿，親自陳述。對于給中國館穿“紅衣裳”的經歷，他更念茲在茲。

　　“中國館的紅色，歷時10個月才挑出來。其實它不是一種紅，是4種不同的紅，越往下越淺。當時美學專家提出，如此大面積的紅容易產生視覺色差。”為了達到最好的紅，從材料到紋理到色調，不同方位、不同明度、遠近觀看的不同效果，多次甄選，輪番比配，統一和諧的“紅衣服”終于穿好了。

　　“東方之冠”的橫空出世，成為何鏡堂的扛鼎之作，更向世界傳達了“中國特色，時代精神”。當然，中國館自設計方案出臺之日起就有爭議。何鏡堂選擇了將評判留給時間。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上，何鏡堂著力營造一個紀念性的場所精神。在外觀造型、內部空間設計、外部環境設計上都圍繞這一主題。歷史與現實，戰爭與和平，死亡與生機，殘酷與美好，在兩極之間轉換拉伸，建筑用它的分寸、簡練與斬截表達穿透人心的力量。此后，該擴建工程獲中國建筑工程魯班獎等眾多重要獎項。

　　建筑設計大師孟建民認為，這個作品應是代表中國建筑師走向原創的一個重要標志。

　　當然，何鏡堂也總在不同場合強調，建筑沒有100分和絕對正確，建筑也是遺憾的藝術，不可能人人說好，只能盡可能做到最好，“一個建筑好不好，要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們國家發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建筑師要敢于面對重大事件，記錄歷史，記錄時代。”何鏡堂直言，作為建筑師，要做有時代意義的作品。

　　他總結，不論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館、錢學森圖書館，還是汶川大地震震中紀念地、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國家南海博物館、青島國際會議中心等作品，都表達了建筑師的擔當，建筑師用作品記錄了國家以及時代的重大事件，展現了偉大變遷。

　　2018年·老當益壯

　　人生80，依然在路上

　　2018年何鏡堂80歲了，仍奔走于各個建筑設計機構與工地之間。今年他在全國各地飛行了100多次。

　　何鏡堂先后培養碩士研究生75人，博士研究生80人。其中涌現出包括倪陽、冼劍雄、湯朝暉、王紹森等一大批在廣東乃至全國建筑界有影響力的中青年建筑師。

　　在學生和同事眼里，何鏡堂是建筑超人，是“工作狂”。“他對建筑的熱情和付出，讓我們特別感佩。”博士生及助理陳思翰說。常有人問起何鏡堂80高齡依舊精神飽滿的“保養秘訣”，他總是笑稱“工作是我最大的秘訣，與年輕人在一起滿懷激情地投入工作讓我變得更年輕。”

　　何鏡堂待人溫厚謙和，尊重每個人，從不斷然否定學生的創意。他常鼓勵學生，不要怕輸，輸多了會贏。有時學生十幾個方案講完，他十多分鐘就提煉總結了，“我擅長綜合要點，提煉方向，這是我的能力。”

　　學建筑先學做人，是他的十條金句之首。他反復說，建筑師必須尊重體諒人，取長補短，有團隊合作意識，群策群力才能做出精品。

　　何鏡堂還是個愛生活有情趣懂浪漫的建筑師。他愛拍攝，每次外出旅行，總是第一個沖下車參觀建筑。年輕時做得一手好菜，不少學生都嘗過他的手藝。上世紀70年代末，一家人還在北京，當時物資不豐富，妻子李綺霞生日時，何鏡堂就從白家莊到設計院騎一個小時自行車買回蛋糕。

　　李綺霞50歲生日，何鏡堂準備了一大桌菜，蔬菜水果搭配很漂亮。去曬照片，連照相館都贊不絕口，留下一張掛在墻上。

　　為何80歲還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創作熱情？“因為我太熱愛建筑專業了，至今尚能適應如此繁重的工作量，有時也感到辛苦，但一個滿意的創作構思或作品又使我精神振奮。我選擇了一條設計與研究、創作與教育結合的道路，一條辛苦但快樂的路。”何鏡堂在《我的路》中如此作答。

　　同題

　　問答

　　南都：像你這一代人，回頭看，在改革開放中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何鏡堂：一個人始終是和國家共命運，和時代同呼吸的。國家大發展時我們投身其中，我個人也實現了人生價值。我剛好經歷了國家從不發展到大發展的階段。感謝這個時代給了我機會。

　　作為建筑師，我對這個專業非常熱愛。45歲全家從北京到改革開放的前沿，開始人生真正的事業。我的建筑類型也與時代發展和需求是吻合的。高校大發展階段時，我全力投入；大型國際會議、各地博物館圖書館等文化建筑蓬勃時，我也全力投入。后面還做了中國館等方面的重大公共建筑，用建筑記錄時代。人的追求必須和社會發展同向，只要努力堅持一定會成功。

　　從建筑行業來說，改革開放之前，我們是保守封閉的；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走出去引進來，幾十年不斷融合，很多新理念、新材料、新技術的應用，都慢慢和國際接軌。我認為目前中國建筑師整體還處于發展階段，某些方面和國外有一定差距，但總體來說已上升到比較高的高度。我們團隊已完全具備和國外同臺競爭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