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朱啟鈐等人在中央公園。

朱啟鈐

中央公園大門

春明館亭廊

格言亭

唐花塢

　　現代著名實業家、古建筑學家、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1872年-1964年），在上世紀前半葉波譎云詭的動蕩政局中，留下了不同凡響的人生履歷，先后經歷晚清、北洋、民國、日偽、新中國五個歷史時期，曾出任北洋政府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袁世凱稱帝大典籌備處處長，一任北洋政府代理國務總理，新中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約代表，全國政協第二屆、第三屆委員。其一生朗哲睿智，宦海沉浮，是非功過，毀譽不一。然而，他關注市政建設，熱心公益事業，集平生智慧，首度規劃改造北京舊城，創辦中國營造學社，開發建設秦皇島海濱，淋漓盡致地彰顯了他的籌劃與組織才能，至今讓人贊嘆不已。鮮為人知的是，北京第一座公園，也正是在朱啟鈐的積極倡導和悉心改建下得以應運而生的。

　　1. 公園前身“社稷壇”

　　中國古代，帝王在宮室的營造上，大都尊奉《周禮·考工記》的規定，崇尚“左祖右社”的形制格局。所謂“祖”，指祭祖的太廟，它是封建帝王奉祀歷祖歷宗的宗廟，亦是皇權世襲、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所謂“社”，指祭祀“社稷神”的社稷壇。社稷中的“社”是土地，“稷”是五谷，延伸開來，意指疆域國土、衣食之源。由于歷代帝王都自命為天子，所謂受命于天，因此皆把“社稷”視為國家的象征，把“社稷神”看作極為重要的神祇。

　　北京社稷壇始建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即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以后。永樂皇帝在建造紫禁城的同時，還分別建造了社稷壇和現位于天安門東側祭祖的太廟。社稷壇位于紫禁城之右，也就是西側，這里在唐代是幽州城東北郊的一座古剎，遼金時代名叫興國寺，元代被圈入大都城內，改稱萬壽興國寺。明清以后，社稷壇和太廟便成為兩代皇帝祭神祭祖的風水寶地。

　　社稷壇占地面積360余畝，主體建筑祭壇外呈正方形，寄寓“天圓地方”之意，是一座用漢白玉砌筑的三層平臺，高0.96米，其周長上層為15.95米、中層16.9米、下層17.85米，四面各設四步臺階。祭壇上層按照我國東、南、西、北、中的方位區域，分別鋪設青、紅、白、黑、黃五種不同顏色的土壤，俗稱“五色土”。泥土由各地州府運送而來，寓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象征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為萬物之本。壇臺中央立有一方形石柱，名為“社主石”，又稱“江山石”，意指江山永固。壇臺四周有三重圍墻，內墻為壝垣（矮墻），初始時以磚砌墻，后涂上青、赤、白、黑四種顏色，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為四色琉璃磚，與壇臺相呼應。壝垣四面各有一座白石筑成的欞星門，肅穆莊嚴。中間一道名“壇墻”，壇墻與外墻之間，北有拜殿（又名祭殿，是祭祀日遇風雨時皇帝行禮的地方）和戟門；東為長青園，園內疊假山、搭花棚、筑花壇、置盆景；西有神廚（制作祭品、存放廚具之所）、神庫和宰牲亭等建筑。

　　每年農歷二月、八月的上戊日清晨，明清兩代皇帝都會來到社稷壇舉行祭祀儀式，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國泰民安。若遇出征、班師、獻俘、旱澇等重大事件，也在此舉行祭祀。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至清宣統三年（1911年），歷任皇帝曾在這里帶領皇親國戚、權臣大吏舉行過1300余次的祭祀大典，顯現出社稷壇及其祭祀活動在皇室生活中的顯赫地位和特殊意義。

　　2. 流言中艱難起步

　　明清時期，北京有不少皇家園林、私家花園，但沒有可供民眾游覽的公園，市民的游玩場所只有城北什剎海和城南陶然亭等寥寥幾處。辛亥革命后，社稷壇已失去它原有的功能，祭祀活動亦已停止，但它依然是皇家禁苑，不允許黎民百姓進入。

　　1913年3月29日，隆裕皇太后去世，北洋政府定于4月24日至26日在太和殿公祭三天。朱啟鈐時任交通總長，奉命負責天安門內外指揮等事宜。在社稷壇巡查時，朱啟鈐發現這里已然一片荒寂，荊莽叢生，蛇鼠為患。因為無人管理，看守的太監擅自種植苜蓿，飼養牛羊，以致糞便滿地，污穢不堪。朱啟鈐不禁深感惋惜，嗟嘆不已。然而即便如此，他還是清醒地認識到，社稷壇“地址恢闊，殿宇崔嵬，且近接國門，后鄰御河，處內外城之中央，交通綦為便利”（《蠖公記事·序》），是開設現代城市公園的不二之選，因而萌生了把這塊“地望清華，景物鉅麗”的寶地，改建為北京第一座公園的念想。

　　不久，北洋政府接管社稷壇，朱啟鈐主持起草了《京都市政條例》，經國務會議同意，成立京都市政公所，專門負責城市總體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由朱啟鈐擔任首任市政督辦。1914年3月，朱啟鈐改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他向大總統提交了《修改京師前三門墻垣工程呈》，其中包括將社稷壇改為公園的建議和計劃，得到了政府批準。

　　其時，社稷壇內凋敝破敗，除了大片的荒蕪草地外，只有五色土祭壇、拜殿等幾座祭祀建筑，既無山水，也無亭臺樓榭，乏善可陳。因此，當務之急是抓緊清理場地，修建景觀。然而，缺少人手、資金匱乏，是朱啟鈐必須正視和亟待解決的兩大難題。朱啟鈐找到步兵統領江朝宗，在他的支持下，調遣了工兵營前來協助。數百名士卒與民工們一起劃片分段，平整道路，廣植花木，引渠為池，累土為山，苦戰十天，一舉完成了繁重的清理任務。同時，在社稷壇正南面新開設了一座大門。

　　為籌措資金，解決建園所需的經費，朱啟鈐著手籌建公園管理董事會，自任董事長，發動紳士、商人踴躍捐款，規定凡北京居民或暫居北京者，捐款50元以上，企業法人捐贈500元的，可成為董事會成員。他自己率先垂范，帶頭捐款1000元。當時慷慨捐款者，不乏徐世昌、張勛、黎元洪、段祺瑞、楊度等中國近現代史上聲名赫赫的社會名流。在各界賢達以及陸軍部、海軍部、內務部、財政部、交通部、中國銀行、外交部的鼎力支持下，不及半年就籌集到63060元善款。

　　正當朱啟鈐集中人力、財力、物力，攻堅克難修繕社稷壇時，社會上卻謠言紛傳。滿清遺老們對他把皇家祭壇改為公園的做法極為不滿，如前清要員余綮昌在《故都變遷記略》中就“痛心疾首”地提出，社稷壇廢于中華民國公園運動。朱啟鈐事后回憶說：“乃時論不察，訾余為壞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娛樂者有之，謗書四出，繼以彈章，甚至為風水之說，聳動道路聽聞，百堵待舉，而阻議橫生。”面對流言蜚語，他深感“所事皆屬新政，建設之物，無程序可循，昕昕擘畫，思慮焦苦……”（《蠖公記事·序》）但他不畏懼不退縮，為表明心志，還特意在社稷壇南門東側清理出三間北房，改為董事會辦公室，擬名“一息齋”，取朱熹的“一息尚存，其志不容稍懈”之意，藉以激勵自己振奮精神，砥礪前行。

　　朱啟鈐堅持每天前往社稷壇辦公，清晨六七點鐘就來到現場指揮布置，晚上六七點鐘仍伏案工作，一干就是數年。他圍繞董事會確定的“依壇設景”的預案，按照園林建筑的構成要素，科學設計，精心布局，在保持社稷壇原有風格和布局的前提下，對遺存下來的五色土祭壇、墻垣等古建筑實施搶救性修繕。對園內數百株蒼勁挺拔、遮天蔽日的古柏，朱啟鈐視若珍寶，于古樹株數、樹徑大小，更是如數家珍，他親自安排人員逐一造冊登記，妥善管理。最終，整個施工過程中沒有毀壞一株古樹，即便有枯死的，也不忍心砍掉，竟別出心裁地把藤蘿纏繞在枯樹上，形成老樹新藤相互映襯的奇特組合，令人擊節稱嘆。

　　3. 公園首度對外開放

　　1914年秋，經過近一年緊張而忙碌的籌備、清理、改建，在基本完成古建修繕、南門新建、道路平整幾項工程后，朱啟鈐決定在10月10日，即辛亥革命三周年紀念日那天，改“社稷壇”之名為“中央公園”（即今天的中山公園），試行開放三天，接待市民參觀。北京第一座公園由此向公眾揭開了神秘面紗，并且實現了城市建設中唯王權至尊的意識形態，向服務于市民生活這一理念的過渡與轉變。

　　開放第一天，中央公園新建大門前交叉懸掛著兩面五色國旗。京師警察廳派出200多名警員前來維持治安，京城內20多家“水會”的消防員在公園內支起席棚，設置消防用具，以防火災。

　　時值十月，秋風送爽，楓葉紅遍，隨著公園大門的打開，京城百姓懷著好奇、欣喜的心情，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公園內植被豐富，古木參天，尤其是那一棵棵金黃色的銀杏樹，微風吹拂之下，滿園盡帶黃金甲。那朱紅色的圍墻，黃色的琉璃瓦屋頂，處處彰顯出舍我其誰的皇家氣派。雖然園內的亭臺樓榭、茶館酒肆還沒有建好，但是社稷壇的核心建筑猶在，且修繕一新，皇帝祭祀時行經的御道、陳列的祭器，也都一一如舊。園內游人如織，摩肩接踵，大家都想親眼見識一下皇家壇廟究竟是什么模樣，都想看看新式公園又是怎樣的容顏。

　　昔為皇家擁有，庶民根本無緣問津的社稷壇，現在一下子改建成為百姓休憩娛樂的活動場所，這是亙古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京城市民為之雀躍歡呼。中央公園開放三天的火爆盛況，當時的《市政通告》宣傳說：“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每天游覽的人，居然過了千啦！”事實上，中央公園開放首日，游園者數以萬計。

　　顯然，在社稷壇的基礎上修建公園，其指導思想不外乎是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心中有神，能正確認知社稷壇的歷史文化內涵，要感恩土地、敬畏自然，要勤于稼穡、珍愛五谷。所以，后人對朱啟鈐首倡“公園開放運動”及其改建中央公園的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彼時，都人耳目于公園尚少見聞，而朱公獨注意及之，以社稷壇舊址，古柏參天，極奧如曠如之至， 而地處都市中心，尤為難能可貴。用是披荊棘，辟草萊，經之營之，蔚然為京市首出之游息地。促進文化，嘉惠市民，若朱公者，真社會之福星，當為吾人所公認者也！”（朱深博《中央公園廿五周年紀念刊·序》）

　　4. 中央公園的后續建設

　　中央公園開放后，朱啟鈐一鼓作氣，對園內基礎設施、服務內容進行整體規劃、增補建造，又新建了許多具有公園功能的景點，添加了不少體現園林藝術的景觀，修建工作一直持續到1939年。可以說，公園的每一個角落，無一不滲透著朱啟鈐的才思和心血。

　　1915年，公園西南部率先建造了中西合璧建筑唐花塢，整體樣式為飛燕展翅，是一座新式的培育各種名貴花木的溫室花房，也是公園內常年展覽花卉的地方，堪稱京城花事一景，匾額由董壽平手書。唐花塢前面開挖精致的湖泊，周邊布置假山，西側是頗負盛名的“蘭亭八柱”，系從圓明園遺址整體搬遷而來。亭中石碑正面刻《蘭亭修禊曲水流觴圖》《題記》，背面刻乾隆皇帝賦寫“蘭亭”的詩作，八根石柱上分別鐫刻著歷代書法家和乾隆臨摹的《蘭亭集序》帖。

　　公園南大門內修建格言亭，資金由朱啟鈐的好友，實業家、慈善家、時任總統咨議的雍濤（劍秋）捐贈。格言亭是全園唯一一座仿西洋式建筑，外呈八角形，用八根石柱筑成，直徑6.6米，高約8米，亭柱上鐫刻著孔子的“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的“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岳飛的“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王陽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等語錄，有豐富景觀、勸誡世人的作用，亭外圍以欄桿，后遷建至公園東北部。

　　而沿西墻近西北一帶，則新建春明館、繪影樓、長美軒、四宜軒等多處各具特色的新式茶座、中西餐館，出售茶水，為游客照相，是當年文人墨客休閑娛樂、請客會友的雅集之處。

　　公園東南部則新建古樸典雅的來今雨軒、投壺亭、松柏交翠亭。來今雨軒是典型的民國建筑，紅磚墻、歇山頂、廊柱，室內鋪設木地板和護墻板，匾額由徐世昌書寫，署名“水竹邨人”。它集茶樓、飯館于一體，以經營紅樓家宴和川貴風味菜肴為主，是各界名流聚會的首選之所。庭院內花草環繞，松柏森然，假山小橋、噴泉瀑布相映成趣，風景極為優雅。此外，靠中軸線偏西南之處，整體移建了始建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原位于正陽門內兵部街鴻臚寺衙門內的習禮亭，單檐攢尖，黃色琉璃瓦屋面，它是明清兩朝初入京的文武官員、少數民族首領和外國使臣朝覲皇帝前的習禮之地。

　　與此同時，朱啟鈐在公園東門內馳道之南創設了行健會，設置棋、球、投壺室，以及室外網球場、射圃。行健會是北京最早的民間體育組織，實行會員制。在社稷壇西南角神庫內創建了衛生陳列所，展陳衣服衛生、飲食衛生、居住衛生、兒童衛生、衛生常識、花柳病、肺癆、傳染病、醫藥等十組實物和醫學標本，它是北京最早的群眾防病知識宣傳陣地。朱啟鈐還匠心獨運，一是在唐花塢與蘭亭之間，連接了曲折往復的東西長廊和一座敞亭，既可擋風遮雨，又能怡情養性，而所需建材均使用1913年修繕正陽門時，拆除天安門兩側千步廊的木料；二是將圓明園遺存的“青云片”“青朵”“搴芝”“繪月”等珍貴太湖石移入公園，點綴各處，頗有畫龍點睛之效。

　　此后，朱啟鈐又在公園西南部修建了水榭，從河北運來北宋時期的石獅；在北部開辟公共圖書閱覽室，建造了北京第一處保齡球房，兒童體育場、滑冰場、高爾夫球場等健身場所也相繼開設，中央公園從此成為那個年代最具吸引力、號召力、影響力的公共文化、休閑、健身場所，聞名遐邇。

　　社稷壇的公園化改造，經過20余年篳路藍縷的歷程，浸淫了朱啟鈐畢生的智慧、膽識、勇氣和魄力，那亭臺樓榭、花木山石，在目睹朝代更替、感受歲月滄桑、見證社會變遷的進程中，如一曲凝固的樂章，不時發出淺吟低唱、抑揚頓挫的旋律，日漸凸顯出現代化公園的迷人魅力，成為市民心馳神往、流連忘返的城市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