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園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游憩空間實體，其建設的目的是保護生態系統和自然之美，它具有自然遺產資源全民共享、自然和生態環境保護、國民認同感培育等多種功能，被認為是自然生態資源資本保育的制度保障。為了更好地推動生態產品的價值轉化，需要從生態資源挖掘生態產品，構建生態產品的價值轉化機制，打通生態保護、生態產業轉型和生態富民三大通道，實現生態環境保護、綠色發展、民生問題改善的共贏局面。

　　國家公園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的實踐探索

　　國家公園是指由國家批準設立并主導管理，邊界清晰，以保護具有國家代表性的大面積自然生態系統為主要目的，實現自然資源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陸地或海洋區域。目前，國家層面共批準了10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分別是三江源、祁連山、東北虎豹、大熊貓、神農架、湖南南山、錢江源、武夷山、普達措、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由于國家公園是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禁止開發區域，其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受到嚴格限制，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的路徑較窄，主要在生態補償和特許經營兩個方面作了有益探索。

　　生態補償探索。生態補償是以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態系統服務為目的，用經濟手段調節相關者利益關系，促進補償活動、調動生態保護積極性的各種規則、激勵和協調的制度安排。目前，國家公園生態補償主要以縱向生態補償、橫向生態補償和其他生態補償3種方式進行。

　　縱向生態補償是指補償者和受益者具有行政隸屬關系，如三江源國家公園區域社會發育程度不高，國家公園范圍內瑪多、治多、曲麻萊和雜多4縣90%的財政支出來自中央轉移支付，用于生態管護公益崗位制度、草原獎補政策和生態公益林補償制度的支出，推動牧民由草原利用者向草原管護者轉變，促進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橫向生態補償是指補償者與受償者之間不具有行政隸屬關系的生態補償。目前，國家公園橫向生態補償還處于探索階段，如錢江源國家公園地處錢塘江上游，2017年12月，浙江省財政廳等四部門印發了《關于建立省內流域上下游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實施意見》，對生態補償的基本原則和主要內容作了規定，但實施意見的落地仍在探索之中。如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組織編制了《建立長江、黃河、瀾滄江流域省份協同保護三江源生態環境共建共享機制研究報告》，但具體落實還需中央部委支持。

　　國家公園其他生態補償主要是指募集資金、對口協作、產業轉移、人才培訓等方式。目前，國家公園其他生態補償方式主要是募集資金，也開展了相應實踐。例如，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組織成立了三江源生態保護基金會、神農架國家公園管理局組織成立了神農架金絲猴保護基金會。但總體來講，募集資金規模較小，如三江源生態保護基金會2018年全年募集資金及實物折價僅500多萬元。總體來講，國家公園生態補償資金來源較為單一，主要依靠中央轉移支付和地方財政支持，急需多元化的資金補償方式，減輕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壓力。

　　特許經營探索。國家公園特許經營是指國家公園管理機構作為特許人將國家公園范圍的公共資源、公共物品的經營權許可給被特許人經營，被特許人向國家公園管理機構支付特許經營費，是一種權利授予行為。目前，國家公園特許經營主要有立法、政策和實踐三個方面的探索。

　　在立法方面，《三江源國家公園條例（試行）》《武夷山國家公園條例（試行）》《神農架國家公園保護條例》等地方性法規均對特許經營作了不同程度的規定，如“三江源國家公園建立特許經營制度，明確特許經營內容和項目，國家公園管理機構的特許經營收入僅限用于生態保護和民生改善”“神農架國家公園游憩展示區內生態體驗、交通、住宿、餐飲、商店及文化產業等經營項目實行特許經營”“武夷山國家公園內的九曲溪竹筏游覽、環保觀光車、漂流等營利性服務項目實行特許經營制度”。

　　在政策制定方面，國家公園制定了詳細的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如《三江源國家公園經營性項目特許經營管理辦法（試行）》《神農架林區政府特許經營管理權管理辦法》等已印發施行，《武夷山國家公園營利性項目特許經營管理辦法》《三江源國家公園產業發展和特許經營專項規劃》等已進入征求意見階段，對國家公園特許經營的基本原則、項目范圍、準入機制、具體期限、特許經營費、監督管理作了細致的規定。

　　在實踐方面，國家公園特許經營主要以生態體驗（生態旅游）為主，但特許經營的項目內容、項目收入因地理區位不同有較大差異。例如，2019年，三江源國家公園瀾滄江源園區昂賽鄉設立了牧戶自然觀察營地，接待自然體驗團，預計今年收入能達到100萬元。2018年，武夷山國家公園累計接待游客388.02萬人次，實現經營總收入3.5億元。2018年，神農架國家公園接待游客1500余萬人次，實現經濟收入42億元。盡管國家公園特許經營能夠實現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但國家公園體制仍處在探索階段，國家層面無相關立法。因此，國家層面亟須推動國家公園立法，為國家公園特許經營提供法律支撐。

　　國家公園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的啟示與建議

　　國家公園等自然保護地的生態產品不僅具有原生態、純天然的特質，而且其生態資源和產品具有顯著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基于此，其生態產品在價值實現的過程中，要根據國家公園體制試點之間的地理情況差異，探索不同模式，實現國家公園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

　　加強科技創新，催生新的業態。國家公園規劃要納入到“多規合一”的體系中，通過繪制國家公園的森林資源圖、土地現狀圖、行政區劃圖、動植物資源分布圖等基礎圖件，為國家公園的規劃做好基礎工作。其中，傳統利用區和科教游憩區則要做好“旅游+”的規劃創新，形成國家公園外圍片區的規劃聯動和協同。在欠發達國家公園地區利用高分辨率遙感衛星影像監測野生動物的遷徙時間、遷徙路線、集群狀況、所處位置等，挖掘高品質生態景觀，提升生態體驗質量，通過智慧化創新提升游客的體驗感。

　　推動國家層面國家公園相關立法。在新形勢下，國家公園體制改革的部署和政策導向非常明確：是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推進也是整體性、系統性的。在國家公園立法中，充分吸納國家公園特許經營地方性政策法規，明確國家公園特許經營項目開設原則（保護優先）、項目范圍、收費標準、社區參與、準入和監督機制等。

　　探索將生態高地轉化為經濟洼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把“水往低處流”這種自然現象引申為一個新的經濟概念，叫“洼地效應”，就是利用比較優勢，形成獨特競爭優勢，吸引外來資源向本地區匯聚、流動，促進本地區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在欠發達國家公園地區加大中央轉移支付力度，探索農村電商經營模式，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國家公園道路和小型機場建設，增強與經濟發達地區的連通性。

　　探索發行生態彩票。彩票作為一種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給方式，為我國體育和福利事業發展提供了資金支持。當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資金主要來源于政府，在多元化生態補償方式遇到瓶頸的情況下，生態補償亟須尋找一個新的穩定融資渠道，以保證生態產品的有效供給。彩票作為公共融資渠道之一，已被多個國家采用。借鑒福利彩票與體育彩票的發行經驗，發行生態彩票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籌集資金，將成為緩解政府融資壓力、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進程的有效方式和重要途徑。因此，在國家層面（自然資源部或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可考慮發行生態彩票，彌補現有生態補償資金渠道單一的現狀，建立長期穩定的資金保障機制。

　　推進生態產業化建設。探索成立生態銀行，通過對碎片化與分散化的生態資源進行收儲、整合、優化，結合綠色產業發展和新業態新模式，引入市場化資金和專業運營商，形成規模化、專業化、產業化運營機制，推動綠色產品和生態服務資產化，讓綠色產品、生態產品成為生產力，從而打通資源變資產、資源變資本的通道。前期可探索政府資金注入為主的金融模式，將國家公園礦產資源作為抵押銀根，建立國家公園森林資源增量作為貨幣流通量的金融體系，推動生態修復產業發展，實現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增值為目標導向的產業資本運動過程。后期可探索將生態銀行推向市場，如推動相關法律修改，由生態責任個人或企業向生態銀行繳納資金，將排污權交易、水權交易、碳匯交易、能權交易等納入生態銀行管理范疇，推動自然資源和生態產品交易市場化建設，完善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的市場化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