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灣區經濟已成為許多世界級城市發展的共同趨勢，如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它們皆以開放性、創新性、宜居性和國際化為重要特征，具有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發達的國際交往網絡，發揮著引領創新、聚集輻射的核心作用，已成為拉動全球經濟發展的核心增長點和驅動技術革新的領頭羊。

　　我國的粵港澳大灣區目前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可與當今世界著名的紐約灣區相媲美，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設立，不僅加快了粵港澳三地經濟的融合，更是對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珠三角地區經貿格局和產業的再升級，有利于“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本文通過對比分析粵港澳大灣區與紐約灣區的發展情況，研究國際灣區發展歷程及經驗，或可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有益借鑒。

　　一、紐約灣區的形成和演化

　　位列國際灣區之首的紐約灣區由25個縣組成，包括紐約州中的12個縣、新澤西州中的12個縣和賓夕法尼亞州的1個縣。紐約灣區的重要城市包括紐約市、紐瓦克市和新澤西市，占地面積2.1481萬平方千米，是國外灣區中陸地面積最大的。紐約灣區是美國經濟核心地帶、美國重要制造業中心、美國最大商業貿易中心，同時也是國際金融中心、商業中心、航運中心。

　　紐約灣區自19世紀80年代開始逐步發展，隨著工業化、現代化的推進，經歷了產業升級和專業化分工。而今，在紐約灣區的產業經濟中，服裝業、印刷業、化妝品業等居首位，機器業、軍工業、石油業和食品加工業居重要地位。紐約灣區以其發達的金融業和制造業、便利的交通、高水平的教育、優良的環境吸引人口達6500萬人，占美國總人口的20%。紐約灣區城鎮化水平達90%以上，制造業產值占全美30%以上。2015年，紐約灣區地區生產總值達13584億美元，被視為美國經濟中心。

　　回顧紐約灣區的經濟發展歷史，可概括為三大階段，依次為：以港興市、資本之城和創新崛起。

　　1.以港興市，基于港口發展商業貿易和加工制造業（19世紀初）

　　紐約最初的發展得益于優良天然深水港——紐約港，該港口不僅為紐約市帶來了大量財富與物產，同時也讓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得以通過紐約港進入紐約市，這些移民及其后代成為紐約發展的主力。依托于海洋貿易，紐約本土制造業在19世紀初開始發展，至1860年紐約制造業產值已攀升為全美國第一，形成了以制糖業、服裝業等為主要支柱的產業格局，紐約成為美國制造業中心。

　　2.資本之城，以金融服務為核心的生產性服務業成為經濟主導，紐約也成為全球金融中心（20世紀初）

　　紐約制造業的增長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后來隨著工廠大量關閉與搬遷，紐約各大公司總部向外轉移，勞動力逐漸由從事制造業轉向從事服務業。1975-1976年，紐約發生財政危機后，第三產業在紐約迅速崛起，吸引大量就業人口，個人服務業（餐飲業等）、生產服務業、社會服務業持續發展。就業結構的升級帶動了勞動力整體素質的提高，紐約經濟結構由制造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的轉型，拉動了經濟發展。其中，曼哈頓的金融商務服務業集群就是在紐約經濟結構轉型的大背景下逐漸發展起來的，信息技術革命與跨國公司的增加進一步集聚了國際資本，生產性服務業在中心區就業比重速增。此外，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建立，使得紐約不管是貿易還是金融都不斷繁榮，逐漸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金融業的發展反過來也促進了紐約灣區其他一些周邊產業的發展，包括促進其他服務業的發展。

　　3.科技創新開始在紐約灣區崛起（21世紀）

　　一方面，得益于紐約灣區內的金融力量，科技創新也在紐約灣區興旺起來。大量金融服務與風險投資機構支持創新融資，使紐約灣區成為美國和國際大型創新公司總部的集中地，全美500強企業，約有30%的研發總部與紐約的金融服務相聯系，吸引了各種專業管理機構和服務部門，形成了一個控制國內、影響世界的創新服務和管理中心。另一方面，紐約灣區科技創新的發展也得益于教育。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這兩所頂尖名校以及其他58所大學在紐約灣區聚集，許多創新孵化器與科研機構布局通常并不獨立設置，而是依附著名大學構建產學研創新機制，這不僅有利于大學科技創新成果的直接轉化，還促進了高新技術企業的成長。

　　以下為紐約灣區的發展演進路徑

　　（表1-1）

　　紐約灣區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啟示

　　二、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啟示

　　灣區經濟包含了高度發達的產業集群、完善的市場制度、活躍的創新氛圍，灣區在發展過程中創新驅動不斷增強，形成了強大產業集群，匯集了大量的市場信息與人才資源，從而激活了灣區經濟源源不斷的創新動力。

　　從紐約灣區經濟歷史的演進來看，由于毗鄰港口并占據了有利的區位優勢，灣區經濟的開端往往起源于港口經濟，但隨著其經濟內涵不斷豐富，經濟領域不斷擴張，之后會經歷工業經濟、服務經濟、創新經濟這三個不同階段。紐約灣區經濟的不斷成熟，與行政規劃、產業分工、開放的貿易格局等作用分不開。因此，

　　發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需要從這些方面入手：

　　1.打破各自為戰的行政區劃格局

　　打破行政區劃格局的意義，在于突破行政邊界對大灣區經濟融合所造成的限制與阻礙，提升灣區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發展效率和發展水平。紐約灣區雖然也是由城市群構成，但卻通過頂層設計和統一規劃在基礎設施建設、經濟一體化融合等領域取得了重大進展和突破，為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快速發展創造了條件和機遇。一方面，對紐約灣區進行宏觀層面的頂層規劃配置；另一方面，對紐約灣區內各個城市的短期規劃與長期規劃進行動態的跟蹤與修訂，從而確保了規劃能夠充分滿足灣區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粵港澳大灣區目前已具備產業基礎和優越的區位條件，需要突破行政邊界，讓內部要素更加自由流動，提高粵港澳三地一體化市場發展。

　　2.構建產業分工的雁陣布局體系

　　在推進灣區基礎設施一體化和經濟發展一體化的同時，紐約灣區另一個重要的實踐經驗就是立足核心區與外圍區的比較優勢，成功地建立了產業分工的雁陣布局體系。在灣區的雁陣布局體系中，核心區扮演著經濟增長點和發動機的角色，是高端要素和高端產業高度集聚的區域，在產業價值體系中占據了附加值較高的環節；外圍區發揮著承接核心區產業轉移和配套設施的功能，布局的主要是與核心區產業關聯度較高、處于價值體系中間位置的產業部門。紐約灣區的曼哈頓華爾街一帶就是金融資本和交易所云集的地方，這種產業布局模式還帶來了局部的“雁陣演化”，即發軔于核心城市和上游產業的科技創新效應能夠產生顯著的圈層擴散效應，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和競爭優勢的更替演化依次從核心功能區向外圍協同區傳遞，從而能夠最大程度地發揮產業鏈上下游環節之間的協同效應。

　　3.明確市場機制與行政機制邊界

　　各種生產要素能夠在國際灣區內部自由流動，除了受益于經濟一體化的頂層設計之外，市場機制與行政機制之間的良性互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市場機制的主導性作用在紐約灣區的發展歷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紐約灣區內建立了跨行政區域的紐約區域規劃協會（RPA），通過在更廣闊的空間范圍內進行規劃配置，實現資源的帕累托效應，推動紐約灣區經濟發展，以紐約灣區的曼哈頓為例，其金融業便是受到了市場機制的驅動而發展起來的，這些產業的高度集聚又進一步鞏固了市場機制在灣區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在這一過程中，行政機制所發揮的主要是基礎性作用，即通過營造國際化、透明化、法治化、自由化的營商環境，以及解決產業布局所面臨的基礎設施配套問題，為高端要素和產業集聚提供優良的環境和服務。因此，市場機制與行政機制缺一不可，而且兩者間的邊界必須予以厘清，這樣才能夠確保灣區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4.構建對外開放的貿易投資格局

　　構建對外開放的貿易投資格局，也是國際大灣區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紐約灣區通過構建高度包容開放的貿易投資體系，有效降低了企業的經營成本和創業風險，使得企業能夠更加專注和有效率地開展生產經營和科技創新活動，最終培育了一批享有世界聲譽的知名公司和知名品牌。紐約灣區內2019年發明專利總量達到3.96萬件，世界500強企業總部數量達到23家；紐約灣區的整體教育水平也較高，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著名學府集中于此，正是這些高等學府為紐約灣區提供了良好的人才。紐約灣區的創新發展正是得益于開放體系的構建，這是一項綜合性的工程，涵蓋的方面包括：有利于企業創業、創新和發展的政策和體制；專業化中介服務體系；世界一流大學及其與產業的互動；高水平的創意、創新活動；高密集的高素質人才；濃厚的創業氛圍、鼓勵冒險容忍失敗的文化；高質量的生活和人居條件；雄厚的創業資金來源和成熟的金融體系；專業化的技術市場服務體系；便于全球化的區位優勢。

　　結語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紅利，正成為國家發展的新增長極。

　　當前，粵港澳大灣區與國際灣區建設還存在部分差距，需要借鑒其他灣區的成功經驗：

　　第一，要打破粵港澳三地的行政邊界，對大灣區內的各個經濟進行融合，減少限制與阻礙；

　　第二，立足核心區與外圍區的比較優勢，建立灣區內產業分工的雁陣布局體系，發揮產業鏈上下游環節之間的協同效應；

　　第三，“一國兩制”國情下，建立良好的市場機制與行政機制之間的良性互動，使得各種生產要素能夠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部自由流動；

　　第四，構建高度包容開放的貿易投資體系，降低灣區內企業的經營成本和創業風險，使得企業能夠更加專注和有效率地開展生產經營和科技創新活動。

　　構建國際化大灣區，注重發揮市場在生產、生活、生態協作關系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需要注重灣區本身優質要素與外界優質資源的良性互動關系，營造一個良好的要素流動氛圍，保障灣區經濟的持久創新活力，這是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建設的重中之重。

　　（作者林勇為華南師范大學經濟學教授，廣東省人民政府珠三角規劃專家；沈玲娣為經濟學碩士，國際投資機構合伙人助理、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