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俊杰，昆山杜克大學環境研究中心主任、杜克大學尼古拉斯環境學院副教授，英文國際期刊《中國經濟評論》共同主編以及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經濟學分會副主任委員。曾任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全球政策與戰略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環境經濟學，擅長分析空氣污染、能源轉型和氣候變化等政策的實證問題。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對全球社會和經濟帶來了巨大影響。美國出臺的安全經濟燃油效率（SAFE）新規則可能對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帶來哪些影響？經濟增速放緩，對于全球環境治理意味著什么？面對挑戰，中國企業和地方政府如何應對？從全球疫情應對中，可以得到哪些啟示？本報記者采訪了昆山杜克大學環境研究中心主任張俊杰。

　　疫情造成的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對全球環境治理也是一個巨大挑戰，甚至可能引發生態環境質量的倒退。

　　中國環境報：最近我們關注到這樣一則新聞。3月31日，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美國環境保護局宣布安全經濟燃油效率（SAFE）新規則將取代之前的企業平均燃油經濟（CAFE）規則。這相當于是削弱了奧巴馬時代的燃油經濟性。美國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宣布這項新規，是否跟疫情有關？

　　張俊杰：我認為是有很大關系的。在全球努力應對疫情擴散之時，美國宣布這項新規，一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對于去管制化政策的延續；另一部分原因，就是為了緩解疫情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但這是一種通過犧牲環境來提振經濟的方式，我認為這開了一個非常不好的頭。

　　其實從這件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是正相關的。一方面，生態環境的治理和維持需要大量的經濟投入，經濟增速放緩，投入也會隨之下降。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好了，人們才會對生態環境有更高的需求。這么來看，疫情造成的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對全球環境治理也是一個巨大挑戰，甚至可能引發生態環境質量的倒退。

　　中國環境報：您認為美國出臺的安全經濟燃油效率（SAFE）新規則可能對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帶來哪些影響？

　　張俊杰：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領域。一個是對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帶來不好的示范。之前的企業平均燃油經濟（CAFE）規則，是美國一項非常重要的治理空氣污染、應對氣候變化、節約能源的政策。而此次出臺的管理法規，對新生產輕型汽車的燃油經濟性年改善幅度要求從5%放寬到了1.5%，法規的名稱也從“溫室氣體和燃油經濟性聯合管控標準”變成了“更安全更經濟的汽車能效法規”。

　　美國氣候變化政策有兩大支柱，一個是針對燃煤電廠和其他固定污染源排放的清潔電力計劃，另一個就是企業平均燃油經濟性標準。現在這兩項都被廢除，進一步坐實了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立場的倒退，這會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造成一系列負面的、長遠的、實質性的影響。

　　另一個是對汽車生產企業的綠色發展造成不利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全球汽車生產企業目前正面臨一個不利的節點，全球石油價格創出新低，對電動汽車市場造成嚴重打擊，現在美國又下調了燃油經濟性標準，那么傳統汽車行業就沒有動力再進行能效和電動化方面的技術創新，這是一個不好的風向標。

　　高端醫藥產業是我國很多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的方向，對我國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都具有重大意義，我們已經走上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道路，要謹防回到過去那些發展低端產業的老路。

　　中國環境報：鑒于疫情對全球環境治理帶來的挑戰，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企業在應對過程中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您有哪些建議？

　　張俊杰：第一，我認為發展節能環保產業的方向必須堅持。幾乎與美國發布SAFE新規則同時，中國為促進汽車消費，確定對新能源汽車的補貼政策延長了兩年。這不僅是一個產業政策，也是一個重要的環境政策，有利于應對氣候變化，對我國節能環保產業的發展也是一個正向引導。

　　第二，積極應對疫情影響下全球產業鏈調整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疫情過后，世界各國都會進行反思。其實現在歐美發達國家也有一些討論，他們發現跟疫情相關的一些產業很多都在中國。比如原料藥、生物制藥行業、醫療防護用品制造產業、醫療器械制造等。疫情過后，其他國家可能會出于國家安全的名義，對本國相關產業重新布局，那么我們該如何應對？這些高端醫藥產業是我國很多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的方向，對我國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都具有重大意義，我們已經走上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道路，要謹防回到過去那些發展低端產業的老路。除了應對產業鏈調整帶來的挑戰，也要抓住機遇，比如通過此次疫情，世界看到了中國制造的反應力和能力，下一步就是要不斷提高中國制造的標準，對接全球。

　　第三，建議堅持實施經濟友好的環境監管措施。世界各國在應對疫情時都在進行選擇和權衡，對經濟社會管控到什么樣的水平才是值得的？哪些措施對經濟的干擾最小？其實對于生態環境治理也是一樣，如何協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我認為就是堅持法治化和市場化。在法治化方面，近年來國家層面生態環境法律體系逐漸成熟，對部分法律的修訂也增強了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對于打擊環境違法行為、維護人民群眾環境權益發揮了巨大作用。下一步，還要不斷健全環境治理的市場體系，更多地引入市場化手段，給企業更大的靈活度。現在的環境稅、排污許可制度等其實就是市場化管理的前置條件，要一以貫之地用好。

　　氣候變化問題也是一種全人類面臨的危機，對于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各種風險，全球如何共同應對，如何有效、理性地應對，我相信世界各國都會對此有更多的思考，這對全球環境治理來說會是一個助益。

　　中國環境報：此次全球疫情的應對可以為未來全球環境治理帶來哪些啟示？

　　張俊杰：我認為啟示是兩方面的。一個是會更加重視對于如何有效應對危機的思考。疫情給每個國家都帶來非常慘痛的教訓，疫情過后，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各國，一定會進行危機事件應對體制機制建設的反思和總結。氣候變化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與疫情防控有很大的相似性，面對一種未知的風險時，世界各國普遍有這樣一種表現：危機沒輪到你，大家都很難相信，一開始是否認、拒絕、淡化，隨著事實一波一波到來，逐漸開始恐慌。氣候變化問題也是一種全人類面臨的危機，對于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各種風險，全球如何共同應對，如何有效、理性地應對，我相信世界各國都會對此有更多的思考，這對全球環境治理來說會是一個助益。

　　另一個啟示是，世界各國應該重新思考預防和控制兩者之間的關系。中國從1月底疫情暴發到現在已經這么長的時間，為什么國外還會出現這么糟糕的局面？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國外沒有進行提前預防，錯失了防控的關鍵時刻，導致現在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去應對。對于生態環境保護來說也是一樣，預防的成本要遠低于治理的成本。當我們把歷史遺留問題解決好，環境污染問題治理得差不多了，就要把更大的力氣放在預防上，包括預防新型污染物、預防新的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等。病毒是可以治愈的，但生態環境破壞尤其是氣候變化一旦發生，將是不可逆的，對于全人類都是巨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