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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中國著名的景觀設計師，龐偉眼中的景觀是人類文化在大地上的投影，他引用了美國人梭羅的話說：你都不愛家鄉的小徑、池塘，你會愛自然？他一直熱衷拍攝和推崇狗尾巴草，“野草之美”；他質疑和反感那些浩蕩恢宏的“權力軸線”……汶川大地震觸動了許多人，也觸動了龐偉，讓他對景觀和設計的反思更加深刻，讓他更加努力去實踐“設計為人民服務，設計為解決問題”，讓他更加推崇土地-人-神和諧的景觀設計理念。

　　設計為解決問題，設計為人民服務

　　“愛心集結號”集結了廣東設計菁英，以智顯愛更彰顯了設計師的特質。作為“愛心集結號”的領導人之一的龐偉說，世界本身存在著許多不公平和不合理，他為我們列舉了一系列的數據：全世界有65億人口中10億人缺乏飲用水，更糟糕的是，世界上70％的人口所在地區沒有電、醫院或學校，一半人口每日生活標準低于2美元。他說如果不看這些數據，身處繁華都市的人們是無法知道這個真相的。世界開發公司的創建者PaulPolack說，世界上大部分的設計師都致力于為只占10％的富人研制產品，提供服務。紐約CooperHewitt美術館進行了新的嘗試，策劃了名為“為其余90％的人口而設計”的展覽，收集了約30件優秀作品，從格蘭納達颶風過后被廣泛應用的可降解緊急避難所、孟加拉的竹制水泵到獨創的Q鼓。龐偉說，“比起為富人服務，設計系的學生和專業設計師應尋求和培養具有社會責任的設計解決辦法。這個展覽的性質就跟羊城晚報發起的做的'愛心集結號'是一樣的。”

　　羊城晚報：在“愛心集結號”收集到的作品中，各類跨界合作的作品為主導。作為“愛心集結號”的發起人之一，您對災后廣東設計界愛心集結的意義一直有著怎樣的思考？

　　龐偉：我覺得應該建立廣州震后設計學派，是泛設計的。這批設計師應建立一個共識：反對濫裝飾。反對用設計粉飾太平。反對用裝飾來偷換設計的實質。主題就是“設計為解決問題，設計為人民服務”。我們現在的設計機制就跟政府部門一樣，屬于條塊分工，你做室內，我做室外，他做建筑或平面。“愛心集結號”的意義就在于泛設計，打破樊籬，打破這種界限，我們互相學習，共同工作。

　　我們要把設計師這種災后噴發的覺悟浪頭凝固起來，使這個浪頭形成一個較長久的姿態，這個姿態就是設計致力解決問題，而不是所謂的浪漫。平民化的、民主的設計立場缺失對中國當代設計的健康發展是極為有害的。設計是有社會責任的，設計更應該關注真實的世界和人的真實需求，設計更應該為90％的人們而做。

　　當代設計缺乏對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平民百姓需求、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等——的思考，因而也失去了設計中最可貴的工作力。創意是設計的一部分，但設計不僅僅是創意，它是一種關懷。好的設計也可以很保守，甚至可以沒有創意；但好的設計解決了問題。

　　關于景觀的當代面貌

　　我們的城市化中那些土生土長、那些不需要任何灌溉、不需要任何人工維護的本土植被被人遺棄，而代之以大王椰、美人蕉和模紋花壇那些所謂的“精品綠化”。那些需要大量管理、灌溉、高成本的園林花木。那些所謂的“精品綠化”和他們的美是無法持續的。

　　羊城晚報：您怎么看待從舊園林到現代景觀的審美價值變化？

　　龐偉：以前那些典型的“文人”園林，石頭肯定是怪石、奇石，樹一定是怪樹、奇樹，龔自珍直言的“病樹”、“病梅”。如果每個地區的幾個、幾十個公園都按照這樣來做，那這個國家就很離譜了——哪來那么多怪石？哪有那么多病樹啊？那還怎么滿足現在人們對氧氣的需要啊？我們需要森林，鄉村的、城市的森林，需要那些真正的植物，那些樹仔頭、怪樹能產生多少氧氣啊？

　　審美價值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是一成不變、約定俗成的。傳統園林里蘊含并流動著傳統中國人尤其是士階層審美特質的東西。當時是大量財富被少數人掌握，而這些少數人對擴大再生產缺乏興趣，于是就把財富積累到一個所謂審美的領域里，就拼命地去蓋大院，修園子，用各種裝飾，用各種名貴山石，奇花異草去顯示財富，裝飾和財富成正比！財富和奇花異草成正比！美學成了財富的包裝，這在當代是不能被延續的。

　　現代設計運動實際上指出了最好的美學其實是人民的，審美趣味和國家的興衰其實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一點看看北宋的山水園林運動和國家結局關系就知道了。美是具有時代性的，有特定的資源制約，同時還具有一定的社會學和政治含義。

　　我們今天到法國去，大家知道法國當代社會做了那么多設計，它并沒有再延續凡爾賽的路線，所做的都是新的文化、新的建設。我們知道人類的文化是疊加的，文化遺產我們該保留好、保護好，但是沒有人再去復古一個金字塔或者帕提農神殿。我們中國今天在大量地城市化，城市化率已經達到了40％多，建設要滿足公共性，古代的皇家園林和士大夫園林都不具備公共性。現在五一開放了去頤和園，去拙政園，去了也白去，你看不到任何古代那些優雅的東西，你看到的都是人頭，都是那些無厘頭的密密麻麻的盆花，古人所謂“煞風景”是也。面對當代人的生活、當代人所面臨的社會和環境挑戰、當代人的價值觀，需要我們有新的對策和設計表達，這便是新景觀，當代中國的景觀設計。

　　城市化不能是權力美學＋富豪美學

　　羊城晚報：中國人至今仍然沉醉于大廣場、大馬路、大建筑，認為“大”了就是現代化，認為花崗巖、鋁合金、玻璃等等高檔材料就是現代化，認為城市越大越是現代化。

　　龐偉：這種大城市觀是有問題的。今天的中國城市發展水平所帶來的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危機和社會矛盾激化也是不爭的事實。我們不能設想，今天的城市再擴大幾倍的同時，“城市病”也隨之擴大幾倍，那將是一個多么可怕的局面！

　　夏季城市關閘斷電的事，這幾年已屢見不鮮。油荒、煤荒這些詞不僅刺激著中國經濟的神經，也提醒著這個近年來多少有點躊躇滿志的國家，達摩克利斯之劍就高懸于我們的城市之上，這一點2008年我們看的更加清楚了。為了發展，我們已經透支了我們的國土生態環境資源，據介紹，中國的江河污染已經是全面性的；我們有420個城市缺水，110個城市嚴重缺水；我們的經濟仍遠沒有擺脫“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的總體水平。

　　美國這些年來反而提出：“新都市主義”。就是自己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去上班，也就是步行去上班，我一定不要住在離上班地點離得太遠的地方，否則就浪費生命啊！如果我一天上班來回3個小時，那我一生得花多少時間莫名其妙地在公共汽車里頭擠著，開著私家車還要浪費汽油、浪費空間。我們的社會可以通過規劃讓人們住在自己工作的地方附近，在步行的幾分鐘之內，一定會有社區公園，能夠享受跟自然的對話，這多道德啊！既是對自己生命的道德，也對國家的能源和空間的道德。

　　羊城晚報：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綠化方面的盲點是什么？

　　龐偉：我們的國情和生態狀況告訴我們，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城市化是一條極大程度上受到能源、資源和環境因素制約的發展之路，這就要我們走一條立足于節約、低耗，立足于生態恢復和保護、從而持續發展的城市化路線。

　　但是令人困惑的是，我們許多地方的城市綠化工作似乎并不需要考慮和擔擾上述這些巨大并且結構性的危機，仍然熱衷于繁花似錦，熱衷于修剪造型并把這些東西當作綠化精品來打造、來宣傳。

　　綠化不僅僅是為了美化，美化只是一方面。更多的要去在乎生態安全。如我們的鄉土植物體系，嶺南有幾萬種植物。但我們熱衷于洋草異木，城市綠化不夠，而且很多都是作假的。那些臺灣草、夏威夷草只能算低效的綠化。它能提供多少氧氣？那些高爾夫草就更加危險了，大量的殺蟲劑。發達國家都不搞這個，這個綠化很危險。

　　所以某種程度上，我們今天談到對植物的認識，除了美化之外，還有安全問題：國土的生態安全，城市的生態安全。如果我們老是用那些裝飾性的物種，或者老是用那些富貴的加納利海棗，基本上對動植物的體系都產生破壞，時間長了會有非常大的惡果。植物、土壤、動物、氣候之間應有一個很好的循環。濫用模紋花壇、濫用彩葉植物是不對的。我們要看到僅僅談美化、僅僅談裝飾是設計師很危險的一條道路。

　　政治正確，尊重差異，新景觀靠文化來塑造

　　龐偉一直旗幟鮮明，景觀理念首先要解決“政治正確”問題，要尊重基本的人類價值觀念，尊重弱勢群體，要推崇生態、環保的綠色觀念。房地產商不應當推崇“人上人”的觀念，不能從空間上去做“階級壓迫”的事。

　　他毫不客氣地說“有一些基本的東西、一些根本的人文覺悟要我們大家共同遵循的，要是今天不遵循這些，那人肯定是活錯時代了。”

　　羊城晚報：你一直有句話讓我們印象深刻，：景觀就是人的文化在大地上的投影。景觀就是大地，就是生活。能闡釋一下你的景觀理念嗎？

　　龐偉：我們強調必須要對人群和他們的文化有深刻的理解。一個民族，一個群落，實際上都離不開“天地-人-神”，絕不能把一個充溢著魅力、生動、鮮活的東西變成所謂專業的、枯燥無味的東西。所以說景觀的道路就是文化和人民的道路。在大自然里隨便一個角落就可以得到的那種燦爛，為什么在我們身邊的多數城市中卻尋求不到？

　　真正的生活是充滿差異的，是活躍有趣的。我們當下許多城市的景觀則如出一轍，雷同、死板。你沒把差異做出來，關于這點，我提出了方言景觀的口號。方言是什么，方言其實是人文生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既要吸取其它優秀城市的精華，同時又不能去簡單地復制。同樣屬于巴蜀文化，為什么重慶和成都差別那么大？同樣在廣東，深圳和廣州的差異巨大。但總的來說，今天我們這種差異性逐漸喪失，是因為我們的知識是帶有霸權的，有些知識本身是蠻橫的，比如說世界范圍的英語知識霸權。你看現在情人節不是一個，是三個！這都是商家干的！這屬于商業霸權，消費操縱。我們的地方知識，包括各地人們的一些獨特的東西都在喪失，比如方言、少數民族服裝使用了幾千年，很快就會沒了，消失了。與此相伴的景觀也在迅速的消失、消亡。我們現在到貴州去，一些在城里打工回去的年輕人就不穿那些民族衣服了，而是穿T-shirt、牛仔褲、熱褲，很快那些人文景觀就沒有了。這是一個差異和地方性在迅速喪失的年代，我們要做一些反向的努力。

　　我們還有一個大的問題，是我們當中真正的想象力匱乏，太多的東西無趣。愛因斯坦曾經說過一句話“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其實設計就是一個消化知識、融會貫通、再有所創新的過程，設計師的工作無疑是應當更富有創造力和想象力。我們既要向傳統學習，又要在公元兩千年以后做出我們這代人對大地的理解和創造，這就是想象力景觀。我們有非常龐大的專業隊伍和非常多的實踐機會，但是卻沒有真正地將以人為主體的創新精神打開，沒有真正打開想象力！

　　駁斥權力和富豪美學，主持城市化野草之美

　　一段時期以來，對稱軸線在政府建筑和形象工程的建筑上表現明顯。有人認為，房屋建筑一定要建在中軸線上才高貴威嚴，建筑材料也有階級，植物也有等級，在一類的空間里面就不能有二類的材料、二類的植物。人間的等級、勢利顯然也與景觀中一致。龐偉對此很是憤慨：“野草是賤民？要鏟除掉？”他一向提倡城市化野草之美，提倡用本土的植物與城市共生，以自然為美，主張建設節能型的城市。

　　羊城晚報：當前人們在景觀美學上有哪些誤區？

　　龐偉：現在有些房地產商很離譜，以樹不落葉為美，以落葉為不衛生。作為一個有點詩意、有點哲學意識的人，落葉知秋啊！其實四季之美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有錢就可以不喜歡四季、不喜歡月的陰晴圓缺，你做的到嗎？

　　今天我們社會上有一種“景觀大佬”叫權力美學。

　　權力美學沉浸于彰顯權力，喜歡把政府建在中軸線上，主要領導辦公室都是在上面的，俯瞰眾生，俯瞰巴洛克圖案的廣場，中國90％的城市蓋莫能例外！權力有個空間秩序，就在我們的城市規劃中體現，過去用“回避”、“肅靜”的牌子擺排場，現在用景觀大道、高樓大廈來擺儀仗！這非常無聊，與當代城市精神格格不入，既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也低于這個時代的基本素質。洛陽城、北京城都是官家性質的，以權力為中心的。廣州不同，廣州這個城市的美感在于她的山水格局。以自然為中心、以商業活動為紐帶發展起來，是一個非常自然的南方城市，云山珠水，這種山水格局特別地美，城市圍著珠江展開，上下九啊、中山路啊，非常好。

　　羊城晚報：富豪美學景觀也讓人無所適從。

　　富豪美學是一干房地產商們推崇的，其實樓盤很一般，搞些什么“豪苑”、“豪軒”。這種文化取向完全是落后的！今天的人之所以高貴，并不在于他是貴族，也不在于他是帝王，而就在于他是人類的一個組成部分，他是一個公民，是一個人。他是一個人就足夠高貴。現在房地產商卻讓你能購買到帝王的美學，讓你回到當年去享受帝王的那些東西，這是假的，當然更是錯的。

　　羊城晚報：所以您非常主張城市化野草之美！

　　龐偉：“野草之美”是多樣化的鄉土生境系統的美；是江、河、海岸自然形態的美；是濕地、湖泊呈現給我們的美；是城市生態廊道的美；是綠色建筑的美。

　　“野草之美”，它主張所有鄉土的，屬于土地生命本身的植物之美，反對把人的主觀文化審美和觀念凌駕于土地和生命意志之上，是一種“白話的景觀和尋常之美”。中國需要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那個“確鑿只有些野草”百草園，需要與土地和諧的城市化，需要“野草之美”的城市化。

　　一個個城市用五十萬、八十萬盆鮮花打造為人民服務的黃金周，一個美好的黃金周難道就靠這種不可持續的東西來支撐嗎？弄點野花野草，它還一歲一枯榮，還不用你管，茂盛自生，多好啊！鮮花完了就完了，沒用的嘛，還花那么多錢。我們的資源太少了，我們一直呼吁，要從能量依賴型社會轉換成一個低耗能的社會。

　　建筑本身就是景觀，景觀重塑場所精神

　　龐偉覺得景觀所謂的重點都在我們所了解的“景觀”之外。景觀它本身就是一個泛學科，本身就是一個邊緣學科、交叉學科，它包括規劃，建筑學，又涉及人文經濟、自然科學、植物學等許多方面……有時候生活和大地本身就是景觀。

　　景觀的靈魂是“場所精神”。在城市化進程加速的現代社會，這種場所精神的逐漸流失使龐偉痛心不已。面對冷漠的工作、生活空間，疏離的鄰里關系，龐偉希望好的景觀設計能重塑和呼吁這種美好自然的場所精神。

　　羊城晚報：景觀是多元的，那么在分工細化的今天，你是如何理解景觀與建筑的關系？

　　龐偉：引用老子的話：“無”才是比“有”更重要的東西。我們拿“有”去搭建東西，我們真正目的是“無”，“無”才是寶貴的，因此建筑的本質是空間，而不是建筑材料，那么進一步思想發展甚至說建筑不是空間，建筑是環境，實際上就與景觀一致了。從這個角度來說，大家沒有一條明顯的界限去分割。

　　但是景觀尺度無疑更大。它同時更關心的是我們稱之為建筑外圍的環境問題和場地問題。景觀綜合的好處在哪？融入了文化，融入了地理學，融入了生態，融入了環境藝術，我們一開始就是“雜種”，而這就是我們要保持的東西，從一開始這個學科的視野和工作范圍就是多元的。

　　羊城晚報：面對逐漸疏離的人和人、人和自然的關系，你認為景觀設計如何在目前城市化建筑中營造場所精神？

　　龐偉：蒙田曾說過一句話“凡是人類的東西都是我關心的”。這是什么意思？我們現在認為自身從事的是專業服務。一個個專業分開：室內的、建筑的、規劃的、園林的。實際上，我們這些人慢慢地變成一些空心的，支離破碎的。我們知道我們服務的是人的真實的城市生活，這也是我們設計的最后目的。

　　城市生活應該是活躍的、生動的。離開了這些東西，僅是從物質形態上加入優秀的景觀，是假的，優秀景觀它總是一個好的容器。柯布西耶也說過這樣的話：什么是房屋？房屋就是住人的機器。那么，什么是好的城市景觀？它就是一個對城市人而言好的場所。好的場所是什么？有一個詞來描述：具有場所精神。

　　有一次我們去貴州的都柳江，去到一個寨子。他們的房屋建筑很美，但建筑室內非常差：又黑又暗，通風采光都不行，又簡陋又貧困。所以多數人都聚集在公共地方。在這個寨子里面，可以看到狗在追狗，雞在追雞，小孩在追小孩，醉鬼在那搖搖蕩蕩，婦女一邊在刺繡一邊在拉著小孩在東家長西家短，這個地方所有的生活就都在廣場中展現了。開放而生動，這就是場所精神。或者說以前那村頭大榕樹，是最凝聚的場所。累了的人，從縣城里回來的人，困了腳的人，傳遞這個村子輿論的人都在那里。自然形成一個輿論中心、一個社區中心、一個納涼的中心，這就是場所，場所浮現精神！

　　當我們做一個物理實體的時候，它不能服務人，不能留住人，不能跟人的生動的社會生活相融合。一些高級的地產冷冷清清，看管森嚴，沒有證件進不去，給城市留下的是圍墻，場所精神是很差的，內外都差，人們相鄰而居后十年了都不認識，所以中國人今天發展的這種城市是一種可怕的城市。反觀城中村，聚滿了人，一到晚上那個街上擺上幾個打桌球的桌子，有擦皮鞋的，還有許多大排檔，干什么都有，生動的場所！那里從物質形態來說是落后的，但從場所精神來說它是成功的。

　　真實景觀豈能無視岐江公園體現人文關懷

　　龐偉案頭有一本外國攝影師拍下的攝影集子，內容中有中國的一個電子垃圾村，村民以癌癥的代價換取生存，如山的電子垃圾觸目驚心。龐偉說：“這也是景觀，充滿著辛酸。不美，但更有力。”另一頁上，珠三角工廠下班的人潮深刻地反映了當代社會的一個側面。“我們老覺得這不是風景，這是我們最深刻的東西，無關美丑，當今我們一切的繁榮全賴于此！”

　　羊城晚報：你說得很對，我們一直忽略了身邊重要的景觀：我們老覺得人們刻意做的花園、公園才是景觀。那么在你的設計中，您怎樣把這種批判轉為一種設計中的內省？

　　龐偉：中山的岐江公園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1999年開始做這個項目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一個船廠的廢墟會成為一個公園。當時，遭遇的觀念阻力和不理解意見也是可以想象地密集而且大量。為了岐江公園的建設，我甚至當起了“包工頭”——尊重自然，殘破的東西，簡單低廉的設計，致使沒有施工隊愿意接這個項目。

　　那時候做公園都有個套路，因此岐江公園就比較有創意，很難得。這個難得的在哪里？就是價值觀念，我們強調文化。不是說帝王將相才是文化，普通人也可以是文化；不是說名人才是文化，普通人也可以是文化；不是說幾千年才是文化，新中國成立的幾十年留下的東西就可以成為文化。文化就是一個廣義的。真實而有生命存在。我們借此是向勞動致敬！向時光致敬！

　　岐江公園在理念和實踐過程中，都小心翼翼地踐行著對包括草木和人在內所有生命的呵護和維系。通過設計，成排的大榕樹得以留存；通過組織現場設計和施工，場地植被得以最大比例的留存下來。來自五桂山的野草在鐵軌邊繁盛蔓延，木棉花墜下沉甸甸的紅色花朵。中國傳統公園講究曲徑通幽、物移景易，殊不知做個直線路其實也挺好，為了不完全磨掉歷史的痕跡，我們對其中的少許設備做了保留，但僅僅保留與利用還是不夠的，還需要設計、去創造。正如北京大學俞孔堅教授概括的那樣，岐江公園主張的是足下的文化和野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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