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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重慶8萬里山川披上“綠裝”，需要多少苗木？

　　“每年需要新增3億至4億株！”市林業局副局長何平表示。這就意味著，在未來10年里，重慶共需增加30億至40億株苗木。

　　而重慶現有苗圃10萬畝，今年在圃苗木3.61億株，可用于森林工程的合格苗木僅為2.58億株。

　　巨大的苗木“缺口”，如同一道待解的方程式，期待3100萬重慶人在8.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智慧和汗水完成答卷。

　　“卡脖子”的種苗

　　890萬株厚樸、220萬株紅椿、180萬株麻竹、豬腰棗30萬株……這些數字加在一起，就是武隆縣林業局種苗站站長羅平和他的同事們今年需要完成的外調任務。

　　今年，武隆有1500萬株苗木外調缺口，這個數字，占到武隆縣森林工程所需苗木總數的87%。羅平稱它為“卡脖子”問題。

　　事實上，被苗木“卡”住脖子的區縣遠遠不只是武隆，南岸、銅梁、永川、江津……

　　“一句話，除北碚、巴南、璧山等苗圃建設已成規模的區縣外，其余區縣或多或少出現過‘短苗’現象。”何平說。

　　什么原因造成困局？

　　市林業局有關負責人分析認為原因有二：一是多年來，我市苗圃主要以園林綠化苗木為主。而森林工程對樹種的需求80%以上集中在經濟、生態苗木上，致使不合理的樹種結構性矛盾凸顯；二是絕大多數苗圃規模小，仍以大田育苗、播種育苗等傳統育苗方式為主，無力也無法運用先進育苗技術，導致苗圃產苗量小、抗擊天災能力弱。

　　“森林重慶”對重慶苗木提出的要求是：在提高合格苗產量基礎上，擴大林木種苗生產，新建大中型生態苗圃2.2萬畝，綠化苗圃3萬畝，改建現有生態苗圃2萬畝。

　　據了解，我市目前擁有的10萬畝苗圃中，7.8萬畝為園林綠化苗圃，僅2.2萬畝為生態苗圃。

　　“這與近年來，城市及周邊綠化、小區綠化的興起不無關系。”市林業局種苗站站長嚴合章說。而我市實行退耕還林和三峽庫區庫綠化帶曾對生態苗圃的發展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工程結束后，生態苗圃趨于“飽和”，利益驅使下，很多企業紛紛向園林苗圃轉型。

　　“現在，全力打造‘森林重慶’，對生態苗木需求猛增，客觀上造成生態苗木供不應求的局面。”嚴合章稱。

　　苗木的產業化經營

　　無疑，“外調苗木”是解決眼前缺口的最有效方法。

　　9月22日，市林業局專門邀請四川、湖南、陜西等地的50余家苗木公司來渝，采購了3000萬株苗木，為缺苗區縣填平了今年的“綠色缺口”。

　　對于外調苗木，羅平有著切身感受———除擔心因長途運輸而增加的采購成本外，苗木在長途運輸過程中還可能因脫水而導致成活率不高，或運到本地后因“水土不服”而難以成長，都會影響發展。

　　“用外調來‘補缺’，不是長久之計，涉及的相關單位也不可能靠外調苗木來實現‘森林重慶’，所以說發展苗木產業才是關鍵！”嚴合章說。

　　8月19日，國家林業局局長賈治邦在重慶市森林工程大會提出，要把森林工程當作生態工程來抓，也把森林工程作為產業工程來抓。

　　“核心在苗木，關鍵也在苗木。”西南大學園林學院園林系副教授陳林認為，產業工程的打造尤其離不開優質種苗的培育。

　　在“森林重慶”的有關決定中這樣表述———將種苗培育和通道綠化等工程結合起來，全面推進林木種苗生產基地化、造林良種化、質量標準化、種苗產業化。

　　而苗木良種的優劣影響著產業的發展，如何培育良種、推廣良種，成為有關部門關注的重點。

　　成功的例子是：江津僅“九月清花椒”一個品種，就讓60萬椒農從中受益；榮昌原本是一個林業小縣，卻因為推廣大葉麻竹，帶動了整個縣城竹產業的發展……

　　相反的例子：秀山近年來培育出“渝蕾一號”金銀花，每畝產值可達到5000元，卻因種苗數量不足，致使其推廣受到很大限制；武隆“豬腰棗”是武隆特有棗類，市場售價高達100元／公斤，同樣因種苗培育不足，沒有大規模推廣……

　　中國花卉報副總編輯錢振權曾針對苗木產業化發展提出三點建議：一是苗木企業與高校合作，構建起“產－學－研”為一體的技術支撐體系，提高苗木品種的優良性；二是苗木企業要向集團化方向邁進，政府也要在當地培育一兩個龍頭企業，形成“龍頭效應”；三是培養專職苗木經紀人，為專業化苗木批發市場拓展銷路，減少市場風險。

　　依托市場建苗木基地

　　如今，“森林重慶”對生態苗木的大量需求又為生態苗圃的發展帶來契機。

　　“不到一個月時間，生態苗木就漲價20—30%，”重慶天工園林景觀設計有限公司總經理葉偉很快租下沙坪壩區曾家鎮雙龍村六社的400多畝土地，將公司苗圃面積擴大到800畝。

　　來自工商部門的初步統計，近兩個月內，我市注冊與苗圃有關的企業就有上千家。有關人士認為，一方面市場有需求，另一方面苗木價格上漲，吸引了企業。與此同時，很多區縣于是“大興苗木”來堵住“缺口”。

　　比如，江北區在魚嘴鎮雙溪村，規劃了約2平方公里的土地，建主城區最大的苗圃基地；北碚區依托靜觀花木基地，新建、改建苗圃基地3000畝，專門培育工程建設用苗；合川區實施花卉苗木工程，規劃建設花卉苗木基地1萬畝……

　　苗木基地如雨后春筍般興起，也讓人發出疑問和擔憂———會不會在森林工程結束后，出現苗木基地過剩？

　　陳林、何平、向國偉等一致認為“不會”。因為，重慶苗木產業的發展不是“自給自足”地滿足自身需要，而是將目標鎖定為西南地區乃至全國的苗木供應基地，視野和平臺都是放在西部乃至全國層面去發展。

　　另外，有政府這只“有形之手”在積極引導，比如政府采取了財政補貼的辦法，來鼓勵企業改造現有苗圃、實施規模經營；在苗木產業規劃上，進行了統一布局；在融資渠道上，推出多元化融資模式；在銷售渠道上，采用訂單式銷售……

　　它山之石

　　來自全國苗木基地的產業化啟示

　　啟示一：集團效應

　　杭州市蕭山區有中國花木之鄉的美稱，目前有500多家企業、3萬多農戶、6萬多人口從事花卉苗木的生產、經營、銷售、園林工程及與之相關的服務。

　　由于有龐大的種植基地、銷售網絡、交易市場，蕭山形成了華東地區最大的苗木集散地。在數次國內外大型花卉苗木招標中，都是由蕭山區政府出面組團參加。蕭山苗木已經形成了集團化的作戰模式。

　　啟示二：苗木經紀人

　　在同樣以花木產業聞名全國的江西省大余縣，工商、司法等部門每年都要對種苗經紀人進行經營策略、交通運輸、法律法規等方面的培訓，目前已經打造出一支600多人的種苗經紀人隊伍。這些經紀人瞄準種苗企業、苗農與市場，奔走于城鄉之間，傾力出謀劃策，廣獵信息，為種苗企業、苗農提供信息、聯系銷售、保護權益等方面的服務，在催化壯大種苗產業化發展中大顯身手，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啟示三：市校共建

　　浙江省湖州市長興縣素有“中國青梅之鄉”的美譽。但伴隨著市場的變化，原先遺留下來的青梅品種逐漸被淘汰。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基地與長興東方梅園，由此成為當地農業產業化技術聯姻的典范。現在，全縣至少有7家苗木企業以基地為依托，與浙大開展資源和人才方面的合作；有好幾千戶農民從事觀賞植物嫁接，種植面積達到上萬畝，并很快在全縣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嫁接花木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