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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春云：關于生態文明建設若干問題的思考

日期：2008-11-05 來源：《求是》2008-21 作者：姜春云我要評論（）

跨入生態文明新時代

　　黨的十七大報告第一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此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要目標。這一重大命題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發展理念的升華，對發展與環境關系認識的飛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人類社會正在跨入嶄新的生態文明時代

　　什么是生態文明？人類發展史的實踐表明，生態文明是有別于任何一種文明的嶄新文明形態，其產生和發展具有必然的歷史演進軌跡，即人類原始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后工業文明)→生態文明。人們熟知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是伴隨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產生，惟有生態文明是現代工業高度發展階段的產物。眾所周知，工業革命造成了生產力的空前解放和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同時導致了嚴重的環境危機和生態惡化，使發展變為不可持續。生態文明，就是在深刻反思工業化沉痛教訓的基礎上，人們認識和探索到的一種可持續發展理論、路徑及其實踐成果。可以說，生態文明是對農耕文明、工業文明的深刻變革，是人類文明質的提升和飛躍，是人類文明史的一個新的里程碑。生態文明不只是生態、環境領域一項重大研究課題，而是人與自然、發展與環境、經濟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協調、發展平衡、步入良性循環的理論與實踐，是人類社會跨入一個新的時代的標志。

　　回眸歷史，人類文明進化的輪廓清晰可辨。首先是原始文明，至少經歷了170~200萬年。考古資料佐證，中國的原始文明，始于距今約170多萬年前的元謀人。那個時期，極少的人口以狩獵采集為生，主要以石器為生產工具，對地球數千億噸計的凈植物生產力來說，人類的“消費”量簡直可以忽略不計。后來緣于原始農業的出現，雖已產生了生態問題，但地球生物圈一直保持著巨大的自我恢復生態平衡的能力。這種人類與生物、環境之間自然有序的協同進化關系，堪稱原始“綠色文明”。到了農耕文明時期，隨著生產工具和技術的進步，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大，相應的生態問題日漸顯現、突出。由于農業過度開發林地、草地、丘陵崗地與河湖灘地，帶來的生態、環境惡化，致使文明衰落的變故屢見不鮮。但總的看，這個時期人類的發展對自然生態的負面作用是漸進的，有一定的限度。進入工業文明時期，人類對大自然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征服運動，以掠奪的方式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據有關統計資料，整個20世紀，人類消耗了約1420億噸石油、2650億噸煤、380億噸鐵、7.6億噸鋁、4.8億噸銅。占世界人口15%的工業發達國家，消費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氣、50%以上的重要礦產資源，從而帶來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其余的85%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口，面對剩下的不到50%的地球一次性資源，要實現工業化，如果沿襲傳統工業化的發展方式，還有多少余地和空間？！這讓人們看到了，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社會，第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與發展危機。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類開始了生存與發展的深刻反思和艱難探索，生態文明順勢而生。1972年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喚起了各國政府對環境問題的關注。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使可持續發展思想得到了最高級別的政治承諾，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保障。20世紀后半葉以來，加強環境保護、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逐漸成為全人類的共識。從對大自然的掠奪型、征服型和污染型的工業文明走向環境友好型、協調型、恢復型的生態文明，是革命性的變化和進步。這既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被迫之舉，也是由“自在”走向“自為”的明智之舉。

　　實踐一再告誡人們，人類的經濟社會活動不可超越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閾值，超過了這個閾值就要遭受大自然的無情報復。在上下約萬年的人類文明長河中，一些古老文明國家和地區，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古地中海文明和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瑪雅文明等，之所以消亡、衰落，其共同的根源，就是過伐森林、過度放牧、過度墾荒和盲目灌溉等，使廣袤的森林、草原植被遭到毀壞，河道淤塞，水土流失加劇，土地沙化、鹽堿化，肥沃的表土遭到侵蝕、剝離，失去了作物生長所需的大量礦物質營養，于是隨著土地生產力的衰竭，它所支持的文明也就必然日漸衰落、消亡。我國黃河文明的興盛與衰落，根本原因亦在于自然生態系統的繁茂與破壞。“順自然生態規律者興，逆自然生態規律者亡”。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條鐵的定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西方發達國家既是工業文明的先行者，又是最大的環境破壞者。工業革命對于人類財富的積累是一次巨大的進步，但對于人類的生存環境卻是一次災難。英國于19世紀60年代，美國、法國于20世紀初期，德國于20世紀30年代，前蘇聯和日本于20世紀70年代，先后完成了傳統工業化，又都經歷了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的過程。自上個世紀初期開始，工業化國家環境重污染的“公害事件”層出不窮。特別是轟動一時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比利時馬斯河谷污染事件、美國多諾拉污染事件、英國倫敦的煙霧事件、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日本的水俁病事件以及富山、四日米糠油等有害氣體與毒物公害事件)，向全球敲響了危害千百萬公眾生命與健康的生存危機警鐘。

　　最早享受工業文明的西方發達國家，在嘗到了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惡化苦果之后，率先反思過去、轉換發展方式，步入生態文明時代。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多數發達國家調整優化經濟結構，治理生存環境，建設生態文明，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經濟結構的主體已由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為主要特征的重化工業，轉變為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為主要特征的三產、現代服務業。據《國際統計年鑒》資料，以英、美、法、德、日為例，2004年其一、二、三產業的比重分別為1%、26%、73%；1%、22%、77%；2.5%、21.7%、75.8%；1%、26%、73%；1.4%；27.9%、70.7%。其結果，不但經濟增長質量高，效益高，就業率高，民生狀況改善，而且生態、環境也大為改觀。盡管這些國家的生態文明建設成效，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其經濟技術乃至政治、軍事優勢，攫取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轉嫁“污染公害”完成的，但是它說明了一條真理：由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變，建設生態文明，其所獲得的經濟、社會、生態、環境、民生效益，是傳統工業化所根本無法比擬、企及的。

　　發展中國家的工業革命遲了一大步，目前正處于工業化初期或中期，亦面臨嚴重的生態、環境挑戰。當務之急是如何避免重蹈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跳出“怪圈”，加緊由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走新型工業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