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菊花的食用藥用功能讓人們把它當成一種重要的植物，但菊花成為一種在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花卉卻離不開文學家們對她的建構。中國古典哲學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一元“元氣”論。在古人看來，動物、植物甚至無生命的自然之物也有靈性，人的靈性等級最高而已。在這種精神的浸潤下，中國古人多引花木為知己，于是形成了以比德、移情為基礎的中國花文化。菊花的種種“花格”也是詩人由它自身的生態(tài)、生物學特性聯(lián)想到人的種種際遇而得。

　　從屈原詠頌的“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開始，菊花就作為和蘭花相提并論的香草被文人們推崇。當然，對菊花的“品格”塑造過程中最重要的人物非陶淵明莫屬。菊花是一種適應性很強的植物，在野外可以頑強生長，特別是在其他花卉都凋謝的秋天獨自開放。也許正是這樣的特性使詩人覺得菊花超凡脫俗，有著自由不羈的靈魂。我們耳熟能詳?shù)摹安删諙|籬下，悠然見南山”使菊花成為花中的隱逸之宗，象征著回歸自然、物我無間的超然情懷。郭主簿寫的“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杰”則強調(diào)菊花臨霜綻放、高遠獨立的德操。這兩種精神確立了菊花文化在中國歷史的基調(diào)——傲世獨立的風骨，淡遠灑脫的性情。這不正是文人君子理想的品格嗎？難怪英國學者李約瑟將菊花稱為花中的“學者之首、文人之君”(chief of the scholars and president of the academy)。從此，菊花借一瓣純黃纖弱的心香，保留了詩人的氣質(zhì)和人格的獨立。菊花也由此與東籬、霜下杰成為等同的意象。

　　隨著歷史長河的不斷流淌，菊花不斷被人們闡發(fā)出新的文化含義。由于菊花是頭狀花序，大部分品種有枯而不落的特征。所以被賦予了具有晚節(jié)的象征。比如鄭思肖“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文天祥“落葉何心定流水，黃花無主更西風”。這兩位南宋末年的詩人，在國破家亡之后，仍然堅守民族氣節(jié)，表現(xiàn)了忠于國家、矢志不渝的高尚情操。菊花還因為具有“羞隨眾草發(fā)，故犯早霜開”的情操，所以受到一些不滿現(xiàn)狀、反抗世俗的豪杰的喜愛，他們借此托物言志，表達心聲。唐末農(nóng)民起義的領袖黃巢就對菊花情有獨鐘。在他起義前的《菊花》一詩：“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詩中豪氣沖天，顯示出作者非凡的氣魄。詩中不難看出黃巢已有推翻唐王朝統(tǒng)治的思想，尤其是后兩句之句意雙關，似乎在遙想來年帶兵進入長安時的壯觀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