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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建設活動的環境災變二則
摘 要：森林資源的破壞有多種原因，為大眾公認的是墾荒屯田。筆者以為還有一重要因素即人類的建設活動對木材的大量需求。本文以史為據分析了各時期森林資源的破壞過程，并結合唐、宋、元、明、清幾個時代木結構表現出的特征給予說明。而環境惡化其中另一重要因素為"自然之腎"--濕地的消失。這其中也有聚落、城市的"功勞"。濕地巨大的綜合經濟價值對聚落、城市的形成有凝聚作用，由此而生的環境災難古代在黃河流域中下游就有表現，而現今正為長江流域覆轍。 關鍵字：中國建筑史；木結構；森林；濕地；環境災變 Abstract: Breakage of forest resources has several reason, The recognized reason by the masses is cultivation. Penman thinks that another important reason is large requirements of wood in building activity of human being. In this article, we discuss the destroyed process of forest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history, and it is illuminated by the characters which timberwork had showed in several dynasty such as Ta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The other problem is that villages and cities eroded the marsh, which had a baneful effect on environments. A huge synthetical economy value of the marsh has agglomerated effects for village and city, it had brought on a baneful effect on environments in drainage area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and it has happened in drainage area of nowadays Yangtse.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中國古代建筑與城市似乎是有口皆碑。如：中國古代的"堪輿"學強調自然的天文、地理、地況、地態與人及建筑的關系，關注建筑與人居環境的和諧；中國古代建筑大量使用象木材、夯土、石塊砌體等可降解或可再生，具有綠色生態特征的材料；再如中國園林師法自然、再現自然、將人文情感寄寓自然的手法等。這些均給中國古代建筑戴上了綠色環保的光環。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古人的建筑活動給環境帶來的災難。 一． 木結構與森林 森林是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對維持陸地生態系統的平衡起支撐作用。人類文明初期，地球陸地2／3被森林覆蓋，約為76億公頃；19世紀中期減到56億公頃；20世紀末期又減到34．4億公頃，森林覆蓋率下降到27％。這是人類對森林長期大規模破壞性利用的結果。聯合國發布的《2000年全球生態環境展望》指出，人類對木材和耕地的需求，使全球森林減少了50％，30％的森林變成農業用地；原始森林80％遭到破壞，剩下的原始森林不是支離破碎，就是殘次退化，且分布不均，難以支撐人類文明的大廈。 森林資源的破壞有多種原因，為大眾公認的是墾荒屯田。筆者以為還有一重要因素即人類的建設活動對木材的大量需求。 縱觀森林的興衰，我們發現森林與人類歷史的大動蕩有密切聯系。北京林業大學王九齡教授在《北京森林史輯要》一書中將北京森林的的消失按歷史時期歸結為漢魏時森林茂盛，大約從遼金時期起，森林始受到較嚴重的破壞，元代有增無減，明清后毀之逾甚，乃至新中國成立，森林所剩無幾。筆者以為王九齡教授對北京地區森林消失的時代劃分在黃河中下游也大致如此，現有一例印證。河南靈寶的舊函谷關，本以松柏之塞而見稱于《荀子》，其時自然應是林木茂密；直到西晉人經過這里時，見到的依舊還是谷道兩側崖上松柏蔽天的景象，函谷關也因此才成為天下險要。隋代東西交通大道由舊函谷關向北移至黃河岸邊，舊函谷關道廢棄，森林被逐漸砍伐，到明清時砍伐貽凈。 一般而言，一個文明昌盛的時代對資源有更廣泛、更大量的要求。漢的文景之治、唐的貞觀之治均屬此列。漢、唐兩代的建筑規模巨大，且建筑用材也浪費驚人。現今人們在歸結唐代建筑特征時總有這樣的描述即斗拱雄大、出檐深遠。這種特征的背景是唐代在文明中心區域還有大量森林資源的存在。然而唐代在實現人類對自然的駕御意識的同時也在吞噬文明中心的生態環境。其后的五代十國，我國古代文明中心的生態進一步惡化，至宋代由于環境原因不得不放棄多朝故都長安與洛陽，而將都城向靠近資源地的東南向遷移。 北宋留存下來的《營造法式》為我們系統了解當時的建筑提供了一全方位視野。該書一般認為其修撰目的是防范貪污與腐敗、規范做法。筆者以為還有一目的是節約資源。我們將法式對照唐代殘留的兩棟國寶南禪寺、佛光寺可知，宋代確定的建筑用材比唐代要小。該書雖終由李誡成篇，但卻是北宋多代官修同類作品的總結，可見規范并節約用材在北宋各代已是英雄所見，而非孤立現象。其歷史背景便是木材這種資源在當時已非俯拾皆是。 宋、遼、金、元多朝并立，民族矛盾深刻。其中的征戰你來我往，一次又一次地重創了黃河中下游流域的自然生態。與歷來戰爭或發展的破壞因素跌加，以至于南宋小朝廷都樂于偏安江南，而不愿意回到那不毛之地。該時代發生的幾個有關建筑的歷史現象，讓人在品味之時，形同嚼蠟。第一，為遼、金、元對宋發生的"建筑搶劫"現象。第二為元代的減柱造。在民族征戰中，劫掠事件常有發生，但搶劫建筑卻為鮮見。中國木構建筑其裝配式性能促成了這桓古奇聞，深層原因卻是木材資源的匱缺。減柱造、移柱法均為元人倡導，大量事實證明，這種方法并不可靠。很多建筑均因減柱或移柱使結構體系搖搖欲墜。這種不科學的方法之所以被廣泛使用，實屬不得已而為之。元代的蒙古人驃悍驍勇，攻城掠地戰無不勝，他們對戰利品也決不手軟，不是將建筑整體搬運便是付之一炬。因此戰后的重建使木材匱缺也就在情理之中。木材的缺乏也使元人對建筑"精減機構"，這就是"減柱造"的成因；建筑的異地重組可能會因構件的散失而采用拼湊之法。被梁思成先生稱為"滑稽絕倫"的元代霍州署大堂建筑概為拼湊之"杰作"。該建筑將中國建筑傳統的構材權衡完全顛倒，最荒謬的是大普柏枋上承托的斗拱沒有一朵是放在柱頭之上，斗拱在結構上的意義完全忘卻，隨便位置[注2]。 明清兩代的建筑主材已是捉襟見肘，在南、北兩京的營造及象武當山等的大型建設活動中，明人不得不從遙遠的云貴山區采伐木材。明清時期建筑斗拱比例縮小，出檐深度減少，柱比例細長等，均反映出原始森林的毀滅，建筑的木材大多為次生林這么一種事實。木材的缺乏使明人開始考慮替代之法，這樣文明發展初期就發明的磚由"地下"轉入地上，由對圣僧標榜屈尊至凡夫俗子,人們打破對死者所用物品的禁忌開始將磚大量用于建筑的圍護及承重體系中。此時用磚建的房屋猛然增多，城墻基本以磚包砌，大式建筑也出現了磚建的"無梁殿"。南方將磚用于建筑的山面，并就勢將其升高形成風火山墻；北方則用磚作圍護，山墻用磚形成硬山式風格。 早在漢代中國人便能在磚上靈活自如地雕琢，其藝術成就在東漢時期的四川廣漢三星堆畫像磚中得以充分體現。這種技藝在突破禁忌后廣泛地用于大、小式的各類建筑中。一般而言明代建筑更趨尊重木結構規則，建筑中磚的使用并未在木結構體系中與木梁、木柱一起作為結構部件參與作用。至清代，磚在建筑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建筑變成了磚與木的混合結構形式。磚作為木材的代用品已為社會所接受，反言之則說明森林資源的匱缺使人類不得不另劈溪徑，在新形式下尋找出路。 中國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有一種過激的手段便是"破舊立新"。從楚霸王對秦宮殿的"付之一炬"；宋淳化年間對統萬城的"斬盡殺絕"；至近代軍閥混戰"火燒漢口"的歷史事實。每一次破壞均給森林生態造成巨大壓力。而和平時期也是災變頻仍。據南宋臨安志記載，該城就曾有過多次火毀的歷史。象這樣的災變也加重了自然生態負擔。木材的短缺也使古建筑的模數概念變得斤斤計較，從大尺寸的"材"變成了小尺寸的"斗口"。 森林資源的破壞對中國古代建筑風格也產生了一定影響。我們從斗拱由大到小的演變，可讀出環境惡化的含義。唐代的中國建筑以斗拱雄大著稱，爾后是一代不如一代。南宋連年的民族征戰，重創了中國文明腹地的自然生態，至元代連建筑中的梁柱均捉襟見肘。自明以后中國文明中心的重要建筑主材不得不依賴南方偏遠地區來供給，而大部分建筑其形象也越來越"苗條"。 二． 聚落、城市與濕地 濕地，古人稱之為"藪"或"澤"或"海"，《呂氏春秋》有始篇記載古代中國有 "十藪"，其中大部在黃河中下游。被譽為"自然之腎"的濕地是地球上具有多種功能的獨特生態系統，它包括湖泊、沼澤以及沿海灘涂等多種形式。所有濕地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均偶爾被水覆蓋或充滿了水。濕地有著很高的生態與經濟價值，它不僅為人類提供大量食物、原料和水資源，而且在維持生態平衡、保持生物多樣性和珍稀物種資源及涵養水源、蓄洪防旱、降解污染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濕地豐饒的物產，適宜的小氣候是人類活動的天堂。 有史以來的文化棲息地大多位于濱近河流或濕地的臺地、岸旁。大禹治水雖是直接作用于河流，但目的是使濱河濕地的人民免于水患。漢以后由于黃河中下游地域的人口膨脹促使人們將腳步邁向濕地，這對黃河河道有了更穩固的要求，同時也注定了濕地上的文明與黃河的抗爭，這種抗爭激化了人與自然的矛盾，演繹了一出出激蕩、奔放的歷史劇。至宋代，被逐出濕地的黃河已是忍無可忍，怒氣沖天。北宋慶歷年間的黃河第三次大改道，標示著黃河生態的全線崩潰，此后的黃河以更高的頻率向濕地上的人們宣戰。素有水城之稱而現已深埋入地下5米多的北宋東京城，正是這種抗爭的犧牲品。開封、大梁、汴梁、汴州、東京、東都、開封府……，這些曾經在歷史上輝煌一時的名城，在距黃河僅7公里的今日開封市地下，被黃河的泥沙一層一層地無情地掩埋。黃河的每一次改道又使多少濱河濕地的城市遭受滅頂之災？ 黃河流域的生態崩潰促使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一場新的較量在長江流域重新展開。南宋時期，長江中下游及江浙一帶開始筑堤圈圍濕地，這些被圈圍出來的濕地在長江中游稱為"垸"，而在長江下游稱為"圩田"或"圍"或"湖田"。蘇軾在任臨安督守時曾有大力營造圩田，并向皇帝奏表圩田之利。沈括則潛心研究寫了《圩田五說》、《萬春圩圖書》等關于圩田方面的著作。利欲促使人類以"突飛猛進"的速度蠶食濕地，至今在古代濕地上開發出的經濟已是舉足輕重，尾大不掉。據中國科學院長沙農業現代化研究所王克林同志的研究，洞庭湖2000余平方公里的圍垸湖區工農業總產值已占湖南省1／3，正常年景，糧、棉、油、麻、水產分別占湖南省的28％、83％、42％、85％和51％，與農業有關的加工業－紡織、食品、造紙分別占45％、52％、55％。王克林同志由衷地發出"如此重要的農產品生產基地，怎能簡單地恢復到天然湖泊狀態？"。垸或圩田其初期目的是農業經濟，但隨著人類的進駐，垸子內逐步有了聚落的形成，有些聚落則發展成為城鎮。城鎮經濟加重了垸子的分量，以至出現了象漢口這樣的有近二百萬人口的碩大濕地型城市。 有500余年歷史的漢口自漢水改道后與漢陽分離，屬濱長江與漢江的濕地，由于地理區位的重要，逐步有人進駐濕地、開發濕地。又由于濕地內交通不便，管理不易，使官府衙門放任自流，這也滋生了濕地經濟。人口的膨脹使濕地上的原始聚落發展成為中國的四大名鎮。漢口城墻始筑于清代，這是一將防洪堤垸與城市防御相結合的工程。漢口經濟分量的加重也使垸子更為擴大。晚清時期張之洞的一大政績--張公堤與沿江堤防所構筑的大垸使漢口與濕地徹底割裂。城市防洪與排澇成為漢口城市發展的重要制約。每當汛期來臨，漢口全民動員，草木皆兵已成為一道人文景觀。我們在贊嘆人定勝天氣概的同時內心也往往也會漾起一股苦澀。 在江漢平原廣闊的荊江分洪區，長江、漢江的堤防改變了其濕地性質。該地域的聚落均構筑在一座座的人工土臺之上，形成江漢平原獨特的景觀風貌。沿江、沿河地域則用堤垸侵吞著灘涂濕地。大大小小的堤垸連成一片，使垸子越來越大，人口越來越多。其結果是長江水位逐年攀升，從1949年至今普遍提高了1.5至3米，堤防也水漲船高，普遍提了2.9至4米。長江與黃河一樣變成了一條空中懸河。 人類對濕地的蠶食，使濕地作為一種重要資源，在城市經濟多樣化中有舉足輕重地位。另一方面，濕地是天然的蓄水庫，夏季吞蓄洪水，冬季吐水還江，并保持不同季節水資源的平衡。濕地的消失使大江、大河的行洪調蓄能力大為減弱，濕地的消失同時破壞了涉水野生動物的生態環境，使其生存和棲息地銳減，更多的動物淪成國家一級保護。濕地的消失也使水體喪失了凈化的空間，流域內水體質量降低，加重了水體的污染。越來越多的人在耽心三百多年前黃淮之間的古泗州城被水覆沒的歷史悲劇會重演。這些均是人類的建設活動對濕地侵蝕帶來的惡果。 參考文獻 [1]《黃河流域諸河流的演變與治理》 史念海 陜西人民出版社 1999 [2]《梁思成文集》 梁思成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1986 [3]《2000年全球生態環境展望》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聯合國"千年峰會"文件 2000，9 [4]《營造法式注釋》李戒編修 梁思成注釋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1983 [5]《大地的保護神》中國林學會主編 中國林業出版社 1997 [6]《近代武漢城市史》皮明庥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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