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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胸，肅穆，劉鍵向一只蜥蜴敬了個軍禮。

　　這是一只被大風卷進新疆南湖戈壁的蜥蜴，它四肢完好卻總是三腳著地———腳下是滾燙的礫石，人穿著板鞋站在上面都會被燙得“起舞”。

　　茫茫南湖戈壁，在這塊被稱為死亡戈壁的土地上，指南針完全失靈，飛鳥都會迷失方向。而包括劉鍵在內的10名國家測繪局第一大地測量隊(以下簡稱國測一大隊)隊員卻要在里面工作42天。

　　方圓幾十公里不見人影，炎熱逼得隊員們赤身裸體。調侃、打趣的話已說盡，只剩下無盡的苦悶，以至于“希望有個陌生人來把自己罵上一頓”。

　　一只蜥蜴，一個外來的生命突然出現在如此惡劣的環境里，“足以讓人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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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5日至14日，記者來到國測一大隊駐地陜西西安，并跟隨測繪隊員們深入西藏那曲、唐古拉山等地采訪，逐漸了解了這支曾被國務院表彰為“功績卓著、無私奉獻的英雄測繪大隊”。

　　與天斗與地斗

　　當地質隊員向荒山野嶺進軍前，當軍事專家深入戈壁籌建導彈發射基地前，當工程師準備設計一條貫通兩地的高速公路前……他們需要地圖、坐標和重力值等數據，這些，測繪人都能提供。

　　正因如此，測繪行業被譽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開路先鋒。而國測一大隊便是先鋒中的排頭兵，建隊54年來，先后38次到新疆，28次進西藏，25次去內蒙古，足跡遍布全國30多個省市自治區，行程總計500多萬公里，相當于繞地球1200多圈。

　　他們戰高原———在藏北無人區，含氧量只有50%甚至更低，很多隊員惡心嘔吐、頭疼不止甚至暈厥在地。而隊員們凌晨6點出工，直到第二天凌晨6點才返回駐地，起時漫天星斗，歸時月光如水。

　　他們攀雪山———在測量天山最高峰時，氣溫在零下30攝氏度以下，隊員們白天小心翼翼地躲過一個個深不可測的冰窟窿，在冰脊上挪動前行；晚上睡在尼龍帳篷里，時刻謹防身下的冰面出現裂縫。整整堅持了17天才完成任務。

　　他們斗沙漠———8名隊員在新疆塔里木無人區作業時，中午，地表溫度高達50多攝氏度，兩腳踏著沙土，滾燙難忍；下午，狂風卷起沙土，鋪天蓋地，隊員們都成了沙塑“雕像”。完成任務后，一測體重，平均每人瘦了11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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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作業的很多地方是無人去、無人敢去的，有些地方甚至連牛馬都不愿去。

　　隊員于建國在云南藍坪縣作天文觀測時，要用馬將生活物資馱到一座陡峭的山上，半途中馬不愿走了，于建國硬拽著它，結果馬后蹄沒踩穩碎石，滾下山去。有一回在藏北高原，于建國和隊友要上一座風化石山進行觀測，他們雇了兩頭牦牛馱著水和器材上山，途中牦牛一連踩滑了幾步后，死活不愿上山了，他倆只能自己背上器材和水爬山，嚴重的高原反應讓他倆舉步維艱，直到深夜才爬上山頂。

　　“有沒有人了解我們的工作”

　　據了解，隊員們一年中在野外作業的時間通常為五六個月，多則八九個月。因此，各種各樣的困難和危險不可避免。

　　在南湖戈壁的一次水準測量過程中，裝滿清水的水桶漏了，等大家發現時，水已被沙石吸得精光。31歲的技術員吳昭璞命令隊伍立即撤離，而自己留下來看守儀器和資料。

　　往返幾百公里艱難的道路，等隊員們趕回時已是三天之后，此時，年輕的吳昭璞已經長眠在戈壁灘上。他口含黃沙，十指深深插入沙土中———所有的牙膏被吃光了，所有的墨水被喝干了；而他身旁，資料依然整整齊齊地擺放著，他的衣服嚴嚴實實地裹在測繪儀器上。

　　7月7月，在國測一大隊6樓一間榮譽室里，記者看到一張“死亡名單”，上面記錄著建隊以來因公遇難的46名隊員，他們有的為救隊友而墜崖身亡，有的為保護隊友和財產而被歹徒殺害。

　　其中，一個名叫“王方行”的人讓國測一大隊原大隊長翟建全接受采訪時數次痛哭。29年前，46歲的王方行得以平反后到一大隊工作，并即將在年底結婚。但就在天山作業返回途中，在綢帶般的鞏乃斯河旁，馬失前蹄，他一頭栽進冰冷的水中，無聲無息地隨河流漂到了兩公里外的淺灘。

　　夜幕降臨，風中傳來狼的嗥叫，隊員們點上篝火，守在王方行身旁，徹夜無語。當年25歲的翟建全盯著跳躍的火苗，流淚不止：“這么好的一個同志就這么死了，有誰會知道呢？我們也都是城市里長大的，誰不愿意過舒舒服服的日子？城里現在肯定燈火通明，年輕人在聚會、跳舞，可有沒有人了解我們的工作，知道我們的生活呢？”

　　是走，還是留

　　無數的艱難和險阻，無盡的孤獨與寂寞，時刻考驗著隊員們。

　　“第一次出測，就差點埋葬了我對測繪的全部熱情。”四中隊隊長何志堂說。1998年他大學畢業后到一大隊工作，隨即被派往新疆天山進行GPS觀測，在柯坪縣一座山頂上，他要獨自一人看守儀器三天三夜。

　　夜已深，周圍一片荒涼。想家、想親人的笑顏、想熱戀中的女友，何志堂被孤獨和空虛壓得喘不過氣來，他責問自己為何會來到這個荒山野嶺？“難道我的青春和人生都要這樣‘浪費’掉嗎？”

　　“小何，抽煙嗎？”遠處突然傳來一聲呼喚，來自一公里外的隊友。瞬間，一股暖流涌上心頭，“我并不孤獨，有隊友在和我并肩作戰”。

　　何志堂決定留下。可2002年，又有朋友勸他離開，在對方天花亂墜地游說下，他動搖了，甚至收拾好了行李。

　　幸好，領導一次及時的談話“挽回”了他，領導說：“如果單位把絕對重力測量這個高新測量技術交給你，你敢不敢干？能不能干好？”

　　深思熟慮后，他再一次選擇留下。并且堅定了信念，當后來有朋友以年薪50萬元外加分紅、住房作“誘惑”時，他已不為所動。

　　現在，他正在研究世界上最先進的重力測量技術之一———絕對重力測量，使用的是中國僅有的兩臺絕對重力測量儀中的一臺。他樂于看到，自己參加南極科考回來，家中母親向親朋好友“吹噓”時的自豪表情。他說：“在國測一大隊，我找到了自己的價值。”

　　同樣，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物質條件的進步，大多數隊員都經歷過或經歷著類似的抉擇，一些人選擇離開，但絕大多數人留了下來。

　　妻子是堅強的后盾

　　可以肯定，有人“留下”，并不是他們妻子所愿意看到的。

　　史玉萍至今對嫁給隊員張數舟還“耿耿于懷”。那年她還是張的女朋友，為其出測送行，車開動時突然刮起了一陣大風，她戴的白絲巾隨車而去了。

　　這可不是好現象，史玉萍想。果然，她后來聽信了“測繪是個好工作，可以游山玩水，說天文聊地理，很是浪漫”的話，嫁給了張數舟。結果，張數舟根本沒有時間浪漫，他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出測。家里的所有負擔都得由史玉萍承擔，孩子上學、老人生病……好幾次，她想到了離婚。

　　隊員焦天孝的妻子潘西芹稱婚前對丈夫“測繪人”的身份準備不足。“孩子還小，父母生病，你去找領導說說，今年能不能不出測？”有一次潘西芹懇求道。不料焦天孝一聽便火了：“虧你說得出口，誰家沒娃！就你有困難，我才不去說呢。”潘西芹反駁道：“就你高風亮節，境界高。”

　　可平靜下來仔細想想，焦天孝的話也有道理———測繪是一個團隊的工作，一個小組要正常運作，容不得其中任何一人怠工；而愛崗敬業，似乎是國測一大隊每個隊員與生俱來的特質。

　　無法改變丈夫，妻子們只能試著改變自己。

　　潘西芹開始學著享受丈夫出測回來后給她講外面的所見所聞，各地的風土人情和自然景觀。慢慢地，她也有了大隊榮譽感，如今看到隊員們在某一項目上取得成績時，她也會好好地激動一把。

　　史玉萍也更為關心和體貼丈夫———有次她無意間拆開丈夫外出攜帶的棉被時發現，因為經常夜宿野外，風雨不定，棉被里的棉花都團成了黃色的一坨坨，“他在出測時的艱苦可想而知”。

　　路還長

　　21歲的李少龍遠遠走來，戴著鴨舌帽，挎著小背包，一副都市少年的打扮。走近，才發現他與同齡人的差別———被曬得高原紅的臉，手背粗糙滿是裂痕。

　　李少龍是國測一大隊3中隊最年輕的一員，他參加這份工作時的理由很純粹：可以游山玩水，踏遍祖國大江南北。

　　如其所愿，去年第一年參加工作，他先被派往內蒙古包頭，進行鐵路勘測定界，之后到貴州夏蓉高速進行中樁放樣，緊接著去重慶市，下江南，赴云南，一直工作到今年元月18日。3月份，他從西安到甘肅進行鐵路沿線復測，經青海，至西藏。

　　“這次的任務還有一個月將完成，然后去內蒙古作業。”李少龍告訴記者，此時，他身處西藏唐古拉山。

　　這樣馬不停蹄的日子，李少龍覺得其樂無窮，“前輩們已經給我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再不用背著石頭上山選點埋石了；科技的發展，可以通過衛星技術解決一些危險地帶的工作；我們外出坐得都是三菱吉普車，盡量減少了步行的距離，物資也有充足的保障”，而蘇州的園林、麗江的玉龍雪山、呼倫貝爾的草原……他都有機會一睹芳容。

　　如今，他希望能夠接觸更多的項目，想學習絕對重力測量技術，羨慕登珠峰、南極科考，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為跨海大橋提供技術支撐，為保護文物古跡提供服務。

　　他說：“路還長，還有太多的知識和技術要學習，國測一大隊里有我發展的空間。”對于未來，他盡是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