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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英國某雜志對全世界各著名城市進行了評選，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憑借前衛的設計、強大的交通運輸系統、美味的餐館和良好的環境一舉奪得“全球生活質量最佳城市”桂冠，而德國除慕尼黑名列亞軍外，柏林也被評為最佳文化城市。非常遺憾的是中國沒有城市上榜。

　　而近期，世界巡回的“街道是我們……大家的！”建筑展也繼上海之后來到了北京……種種跡象表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自己居住的城市和建筑，而越來越多的城市也開始了自己的理想城市之旅……

　　向西看，他們的城市

　　德國人對于城市歷史建筑的珍愛保護和人文環境的堅持，一向是非常出名的。最著名的柏林就相當完整地保留了19世紀以來沒被戰火摧毀的建筑，甚至有原東德規劃建設的風格乏善可陳的居民樓。而這一切，只為了留住一個城市發展的脈絡和原貌。

　　保留80年以上的建筑

　　約翰尼斯·戴爾先生是德國著名的項目建筑師，目前是AS&P建筑師事務所上海分公司執行董事。對他的采訪，讓我們進一步領略了日爾曼民族在保護自己城市歷史和環境上的“固執”和遺憾……

　　在柏林市的歷屆政府里都備有一份歷史遺跡的清單，而他們就是根據這份清單，相當完整地保存了許多80-100年以上的歷史建筑，任何個人和公司只有對建筑物內部進行改造的權利，而沒有任何在建筑物外表動手腳的余地。所以在德國，百年以上的建筑隨處可見，而經過簡單的改造后，這些建筑雖然外墻斑駁，室內卻出乎意料地舒適。對于此舉，柏林市府官員曾有過發人深省的解說：“保存舊的建筑更多的只能從保存文化的角度上考慮，否則，柏林、馬尼拉、洛杉磯、廣州，又有什么區別呢？”

　　戰亂和戰后重建都對德國的歷史遺跡造成了重大損失，約翰尼斯·戴爾說：“很多地方由于戰爭，歷史遺跡所剩無幾了，對于這些城市來說，我們只有把剩下的遺跡都保護下來。但是對于像柏林這樣的城市，要是試圖把所有的都保護下來，那費用是無法承擔的。而造城的進程也帶來很大的損失，像中國一樣。城市就像是鮮活的器官，也會成長、老化，也會如人類般死亡，這個過程是不斷變化著的，所以，總得有舍棄啊。”

　　盡管如此，德國人還是憑著對歷史遺跡的執著，讓今天的波恩、科隆、法蘭克福、斯圖加特、累根斯堡等城市還聳立著中世紀的古堡。而為了更原汁原味地保留古城風貌，這些城市無一例外地對小汽車說不。并且，這些古城中的古樹、大樹也被嚴密地呵護著。

　　德國人對歷史和文化的執著還表現在對待歷史和文化的寬容上。在柏林，因為東西部分隔了50年，原先的東柏林和西柏林早已按照自己的審美建造了各自風格迥異的城市風貌，而這兩種迥異的風貌的并存又需要一個協調，該怎么辦呢？柏林人的選擇是：保留。保留東德的建筑規劃，甚至火柴盒般的居民樓，包括原來東柏林赫赫有名的卡爾·馬克思大街，而這條大街因為完全照搬前蘇聯的建筑模式，和柏林古典優雅的風格并不搭調，但這也沒什么，因為柏林的本意就是“保留100年來城市發展的脈絡和原貌，盡管這可能在風格上有點沖突，但不要緊，這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最高建筑不能超過100米

　　高樓是現代化的代名詞，近幾十年來，全球摩天大樓的最高紀錄不斷被刷新。然而，在注重傳統與古典美的德國，卻在持續地和高樓作戰。據介紹，德國大城市中除一些辦公大樓是高層外，住宅都保持著低矮的姿態，很多城市呈現出靜謐、古樸的風貌。而德國人也一直堅持著長久不變的城市建筑審美觀，那就是：不能太高，不能有礙觀瞻，不能影響傳統的市容。

　　而其實，高樓的標準也因為時代的不同而變化著。從前10層樓就算高樓，今天很多歐洲城市把100米以上的建筑視為高樓。建城于1158年、從一座修道院山發展成為今天歐洲最成功大都市之一的慕尼黑，就謹遵著這一清規戒律。所以，建于2003年的奔馳中心只有65米高，而1981年建成的114米高的裕寶銀行(Hypo Bank)長久以來是該市最高的寫字樓，直到2004年才被146米高的慕尼黑大廈替代。其實，慕尼黑在一戰后的歐洲的“高樓熱”中，也曾有過在市中心建造5個高樓群的沖動，但這個方案最后被市議會否決了。所以今天慕尼黑人相當慶幸地說：幸虧那時沒建高樓群，才讓我們保住了往昔的美麗。

　　但是2004年，慕尼黑還是發生了一件在他們那兒非同尋常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著名的西門子公司想對位于慕尼黑南部的廠址進行改造，建造兩棟高148米和 112米的大樓，該項計劃已得到市議會的首肯。可消息一傳出，市民卻嘩然了。他們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兩派，反對派強硬表示：慕尼黑不需要高樓！于是他們開始征集簽名。贊成派也開始行動，組織市民參觀高樓，以體會其種種的好處。然而，反對派市民參觀完高樓并沒改主意，在隨后舉行的市民公決中，仍以微弱優勢獲勝。慕尼黑也因此誕生了一個規定：未來一定時期內不準建造100米以上的大樓，因為市里的圣母教堂也只有99米高。而且以后要建大樓必須得離市中心遠點兒。這件事鬧到最后的結果是，西門子公司最后放棄了他們規劃了3年多、耗資巨大的計劃，重新選址建樓。所以，約翰尼斯·戴爾說：“在城市規劃上，德國有很多規章制度。”

　　景觀設計VS城市病

　　在上世紀70年代的德國，出現了一批以城市景觀設計著名的建筑師，他們負責設計私人住宅和花園，并日益風生水起，發展到上個世紀90年代，德國開始把景觀建筑當做一項實施標準，城市廣場、高大建筑和高速公路邊的空地都由他們來設計。

　　而在新一代的景觀設計中，設計師們則更注重自然與人文環境元素和歷史感。比如他們建造的杜伊斯堡系列鋼鐵主題公園，就是在一個煤礦、一座冶煉廠、一座鋼鐵廠和一個廢舊火車站上修建的，公園保留了許多有紀念意義的老物件，比如冶煉鼓風爐、巨型混凝土儲藏間、縱橫交錯的鐵軌、巨大的煤氣罐、銹跡斑斑的輪船和發電站。

　　在柏林、斯圖加特等城市，城中心都有上百公頃的大公園，柏林市區還有大片的森林。波恩、法蘭克福等城市則有大面積的濱河公園。公園盡量保持原始的地貌特征，很少有建筑物，而是大面積的草坪樹叢。慕尼黑的綠地面積甚至比紐約中央公園和倫敦海德公園還要大，花園從市中心一直延伸到城外。另外，德國的街道一般都不寬，在城市廣場和大型公共建筑物前面，安排有花草樹木和休息椅，以及雕塑、噴泉、花架等公共建筑小品。地鐵口、電話亭、公廁等經常被安排在綠地中。

　　“二戰”以后，隨著城市急速擴展和汽車文化的盛行，也給城市帶來交通擁塞、空氣污染、土地浪費、內城破壞等“城市病”。而為了治療這些城市病，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產生了諸如“新城市主義”等多種理論。但時至今日，城市病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仍呈蔓延趨勢，就是德國這樣的西方發達國家也并沒有減輕多少。對此，約翰尼斯·戴爾表示：“絕大多數德國城市和中國城市面臨的問題是不同的，德國的人口在不斷地減少，進入老齡化階段，而中國城市人口在不斷增加，向移民型城市發展。許多亞洲和南美洲國家也正面臨這一挑戰，而這一問題是無法通過照搬其他國家的模式解決的。”

　　向東看，我們的夢想

　　中國的城市正越來越現代化，而現代化城市的面貌卻越來越像孿生姐妹。如何在眾多被現代化的城市群中脫穎而出，如何盡可能保留住城市的人文脈絡？目前，宜居已成為城市的一個新理想和一場新革命，怎樣的城市才算宜居？5·12汶川地震瞬間毀滅了許許多多城鎮，作為城市的規劃者，在災難面前該吸取什么教訓，做好哪些工作？

　　文脈，留住城市的根

　　中國的城市如何在眾多現代化的城市群中脫穎而出，如何盡可能保留住城市的人文脈絡？對此，《城市環境設計》雜志主編彭禮孝的意見是“保護歷史，保護特色”，“中國正變得千城一面，從東北到海南島，一個又一個的城市失去了自己的地域特色。只有像麗江這樣的小城因為地理位置偏僻，比較完好地保留了歷史遺跡和人文風貌，從而成為城市的文化名片。”

　　而這一切全有賴于城市規劃。目前中國的城市規劃因為各城市發展的狀況不平衡而參差不齊，和西方國家相比更存在差距，最大問題就是無序的東西太多。像巴黎這樣的大城市，城市規劃就比北京上海有序得多，在老城保護等方面比我們做得好很多。而我們的很多行為都非政府主導，談不上規劃，很多是經濟利益推動，所以今后最重要的就是加強規劃的執行和執法力。

　　面對在中國各大城市早已燎原的大拆大改，彭禮孝認為，城市規劃的缺位和有缺陷的城市規劃的后果是非常嚴重的，甚至禍及子孫。“因為規劃一旦實施，很難改正，甚至整個民族都要為此付出沉重的成本代價。比如北京上世紀50年代否定了梁思成的新舊城分開的方案，造成的后果就非常嚴重。起碼今天的北京人一出門，就在為此付出高昂的交通成本代價，城市二環三環直到五環六環，像攤大餅一樣。而對舊城的保護不力則更加可怕，拆毀了城墻和四合院，整個北京城高樓林立，不加限制的商業開發，使北京淪為一個不倫不類的大雜燴，而不是梁思成規劃中那個美麗優雅的千年古都。而最可怕的是，北京現在還在拆。”

　　未來中國的城市規劃該做些什么呢？彭禮孝的意見是城市規劃應更具眼光和前瞻性，而現在很多規劃設計其實是跟不上城市和社會發展的。“城市規劃應準確預測到城市發展的藍圖，最重要的是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而不是搞官本位和形象工程，像北京建三環、建四環等，別的城市還在效仿。所以我們的規劃部門不能低估老百姓的智商，只有老百姓最知道哪個城市好。并且，各城市應該根據自己城市的實際情況制定自己的規劃，不能因為經濟利益而隨意更改已經制定的規劃，比如建筑物的限高等。”

　　宜居，100多個城市的向往

　　據媒體報道，目前全國20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有183個提出過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設想。但在上面提到的英國某雜志的評選中，倫敦、紐約并未上榜，可見，就宜居而言，國際化大都市并非唯一的標準。而經濟和社會的高速發展，更為城市的發展提供了種種可能，我們的城市大可不必一味地追捧豪華龐大。而且，宜居城市的核心理念就是城市間的差異性。

　　關于宜居的概念，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解讀，而專家給出的答案是：具有良好的居住和空間環境、人文社會環境、生態與自然環境和清潔高效的生產環境的居住地。早在2005年1月，國務院在批復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時，首次提出了“宜居城市”的理念，此后全國許多城市的總體規劃也都把宜居納入其中。也就是說，宜居已成為城市的一個新理想和一場新革命，并由此考驗著城市規劃的理念、管理方式和城市空間的布局形態。但專家表示，目前我國許多城市還處在宜居意識的覺醒階段，要說哪些城市是宜居城市還為時尚早。我們未來的工作，是推動國家出臺強制性政策，把“宜居度”納入對地方城市政府的要求。

　　彭禮孝說：“一個宜居城市首先環境要友好，不僅對人要友好，有好的空氣質量，好的交通出行，還要心理上的友好，要讓居住其間的人為這個城市自豪，這就上升到文化層面了，要認同和喜歡自己居住城市的文化和環境。”

　　約翰尼斯·戴爾也表示，城市除了提供許多基本的設施，如醫療、教育等，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特色及與城市居民間的互動。他說：“每個城市居民對自己的城市是否感到自豪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對于宜居城市這個問題，沒有什么固定的模式或模板，每一個城市都是獨一無二的。”

　　德國再建設銀行集團中國首席執行官阿耐·古斯比較偏愛瑞士的蘇黎世，他表示：“每年都有國際組織來對全球大城市進行評估，找出哪個城市在舒適度和其他方面最佳，而且會有一個國際排名。幾天前，我得知瑞士的蘇黎世獲得了這項桂冠。”

　　災難面前，規劃該做點什么

　　5·12汶川地震瞬間毀滅了許許多多城鎮，這讓許多城市規劃者開始了反思和未雨綢繆：城里都是高樓大廈，地震來了跑下樓才發現無處可去，因為空地太少了。怎樣降低災難給城市帶來的損失，怎樣有效疏散、怎樣的規劃有助于救災的進行，怎樣將防災設施和平時使用結合，預防各種災害的措施的綜合考慮等。而城市的防災規劃也正成為城市規劃中的一個熱門的研究課題。

　　彭禮孝說：“城市防災規劃首先要提前認識到災害的危害性。四川地震后，北京隨即公布了27塊避險的綠地，但這對于北京這樣千萬人口的大城市來說，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從規劃的角度來談城市防災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城市中還有許多別的災害，比如雨后堵車，就很考驗城市管網的設計和市政工程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