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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災后總體規劃區域空間發展分析圖。 　　

　　關于聚源和安置政策所有的爭論，都不妨礙都江堰的重建成為中國災后重建的一個標本。不僅因為都江堰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優渥的前景，更因為爭論和博弈背后，是廣泛的民意參與和表達。

　　1984年5月的暮春光景，上海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專業本科生屈軍還在上大三那會兒，他第一次知道了地震是怎么回事。半夜快12點，大地驀地抖動起來，成百上千的大學生沖出宿舍，塞滿狹窄的走道和樓梯間，喊叫聲鼎沸，人的生命在自然力面前霎時渺小。

　　24年后的5月12日，都江堰市政協副主席屈軍第四次經歷地震。這一次，他指揮了一個職校的救援，組織起來的學生們救人的工具只有雙手。挖出2個輕傷學生后，天黑了，沒有一絲光的黑暗讓救援不得不暫停。屈軍返回臨時救災指揮部，人挺多，他一邊走一遍大聲匯報，“救出來2個，還埋著2個”。兩步前的有個人挺眼熟，卻記不起來是誰，終于回過神來，哦，溫總理！“來得真快。”屈軍有點懵。

　　更多的時候，屈軍是以規劃局長而并非政協副主席的身份說話。當年從同濟畢業后，屈軍回到從小長大的成都工作，在四川省規劃院給剛剛撤縣建市的都江堰做過總體規劃，那是20年前的1988年。此后屈軍南下，輾轉珠海、海口十多年又回到四川。現在，都江堰災后重建總體規劃即將編制完成，屈軍的合作伙伴正是大他三屆的同濟師兄周儉——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院長。

　　1988年框架下的都江堰是一個扇形城市，岷江流過李冰父子留下的寶瓶口分為內江和外江，內江又一分二、二分四，五條水道像五條手指扣緊了都江堰。

　　2008年給都江堰畫好的模子是一只仙鶴，老的城區只是仙鶴頭。已經確定的是，那個古老的扇形城市里的14萬居民有一半需要離開，搬到城市更遠地方或者還在規劃中的新城區——那里現在還是田野，騰出來的老城區會讓給游客們。

　　這是個可以讓都江堰完全甩開地震廢墟的好主意。問題是，無論是出于對故土的眷念、對自身經濟利益的回護，還是對未知事物不可避免的懷疑，住在板房里的老百姓都不會那么容易答應離開。民意調查的反饋結果已經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一場關于重建的資源博弈正在政府與老百姓之間進行。

　　聚源的爭論

　　聚源鎮將成為都江堰新城區的消息，地震之前就在小城里傳開了，開出租的王師傅就是從收音機里聽到的。王師傅還聽說市里的四套班子都要搬過去，但是他從未想到遙遠的聚源新區會和自己有什么關聯。

　　離老城區只有7公里的聚源鎮怎么會是遙遠的？從地理距離上說，聚源并不遙遠，但在都江堰市民心理距離中，這個往成都去的高速路邊的小鎮子什么也不算。

　　20年前，都江堰人心里的城市范圍只到建設路圍起來的扇形，建設路早在民國就已是繁華的商業街，這個區域現在也一般被稱作古城區。后來人們腦海中的城市范圍被拓展到半徑比建設路大1公里的一環路，半徑再大2公里的二環路勉強算城區。按照當地政府的說法，二環路以內的范圍叫老城區，以便和規劃中的聚源新區做區分。

　　地震發生后，都江堰20萬人受災，著手編制總體規劃的周儉教授得到的都江堰市主要領導的意思是，要把聚源做起來。早在2007年，“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為都江堰做的一份概念規劃中，聚源就是新城，現在，聚源計劃提前啟動了。在最初的計劃里，聚源被當作安置點的一部分，將一些每戶70平方米的安置房建在聚源，當時希望至少吸納4萬人。更由于政府四套班子計劃搬過去，聚源的一度出現“現代行政金融中心”的定位。

　　王師傅不得不稍微思量一下聚源和自己的關系了，他可能真的要搬到聚源去。

　　消息甫一傳出，就遭到了市民強烈的反饋，93%的中心城區居民不愿搬遷，他們反映搬遷會造成生活與就業不便，強烈要求在原址重建房屋。王師傅的想法是，老城區畢竟是老城區，聚源將來再好也不如老城區好。

　　對大部分災民來說，他們看不到聚源新區什么樣，他們很難一下子想象、理解聚源這個地方最后的城市地位，城市前景。對他們來講最重要的一個是安置房的面積，另一個是離現有的老城區越近越好。然而，現在的聚源，是政府所說的“一張白紙，能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

　　在強大的民意面前，政府改變了初衷，在最終的安置規劃中，每套70平方米的安置房被安排在了二環邊，房屋倒塌和嚴重破壞的居民可以獲得一套這樣的住房，但是須放棄原來住房的產權。

　　與此同時，來自高層的意見是，都江堰城區不能建得太大。于是原來規劃在主城區里的蒲陽鎮和紫坪鋪鎮被擱置，政府四套班子也悄然放棄了搬遷到聚源新區的想法，“現代行政金融中心”的聚源定位再也沒提起。

　　草民的博弈

　　難道聚源新區計劃就此擱淺？在此后版本的規劃草案中，聚源啟動了“B計劃”——在聚源建造面積大于70平方米的安置房，通過大套的安置房來吸引居民落戶聚源，如果想住得近，那么只有二環邊70平方米的小房子，想住大房子，到聚源去吧。同時，聚源還能為那些未來3年中沒有完成原地重建的老城區災民提供住房。

　　“B計劃”的民眾接受度顯然會大得多。并不知曉“B計劃”王師傅的如意算盤是，如果政府提供的在聚源的安置房足夠大，他就搬去聚源。

　　王師傅在一環內的80平方米住房是中度受損，但是王師傅并不準備修房子，他在等著拆遷——周圍的房子的都是危房，“沒法只留我家一棟房子，肯定也會拆的。”王師傅拆遷到聚源的心理要價是160平方米，現在住房面積的兩倍。想到這里，面龐黝黑、微微謝頂的王師傅咧開嘴笑了，小小的得意、狡黠和樸素的利益訴求。他實在是信心滿滿:“反正我家房子不是危房，70平方米的安置政策對我不起作用，如果給我的房子不夠大，我就不搬，我的房子有產權證受法律保護的。”

　　屈軍也想到了這一點，“按照物權法的規定，一棟樓只要有一戶不同意，就沒法動。老城要動，必須要把新區先建好，而且必須要比老城好得多，老城才動得了，老百姓才愿意過來。”

　　還有一些事實是，原來家里小于70平方米更愿意接受安置方案，大于70平方米不愿意接受。周儉認為，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面前，政府是沒有義務去賠償的。安置房不是賠償，是救助。救助房就沒有必要保證住得那么好，“原來住多少現在就還給你多少，這是自愿的，還有一個產權的交換，原來的房子給政府。”

　　住在板房里的劉文全倒是很能贊同周儉的觀點。他80平方米的家成了危房，以后只能分到70平方米的安置房，但他覺得很滿足，“政府能救助就很好了，受了災，就別指望還能再賺一筆。”原來，劉文全夫妻兩個每月都能拿到3000多元的工資，養個上高中的兒子，“安逸得很”。即使現在收入只有一半了，劉文全也不抱怨，“板房比住帳篷好多了。”

　　書記的詰問

　　聚源的確還只是一個“看不見的城市”。狹小的聚源鎮只有兩條街，老街叫北街，臨街的木質房屋里，都是些服裝鋪子和百貨鋪子。地震讓北街毀于一旦，沒有幾棟像樣的房子留下來，滿目斷瓦殘垣的瘡痍，絲毫看不出這里數年后將成為成都最高檔的住宅區。

　　靠高速公路近一些新街有寬寬的柏油馬路，路邊店都換成了飯店，凱歌飯店的老板娘肖開云就在這里維持生計。肖開云的夫妻店有五六張大圓桌，裝修雖簡陋，卻也整潔。他們夫妻的生意經是，店面不能太豪華也不能太破，太豪華了人家就不敢進來了，太破了人家不愿意進來，他們的店現在正正好。

　　聚源即將成為新城區的規劃，肖開云夫婦是一萬個贊成，理由很簡單，聚源發展了，他們會受益。人多了，變發達了，生意自然更好做了。但他們眼下更關心的是在老街的家到底拆不拆，那個祖上留下來的房子已經是危房，他們每天就盼著政府公布安置規劃圖。肖開云耳朵不好的父親也一字一頓地說:“聚源要發展啦，好！”

　　肖開云在店門口招呼來來往往的司機停車吃飯時，都江堰市委書記劉俊林正在都江堰大道邊的法院聽取同濟大學關于重建規劃的匯報，法院是都江堰市委的臨時辦公地點之一。已經8月底了，這原本是規劃應該出臺的日子，但連給成都市領導匯報的時間也還沒敲定。再三地討論、與各個層面的專家琢磨細節，足見都江堰方面對重建規劃的重視。

　　很顯然，劉書記對規劃的大體內容早已了然在心。投影幕布上的規劃圖被放到最大，劉書記托著下巴，目光掃過一寸寸“土地”，不時就發現的問題向同濟大學的規劃人員提出——某條路的走向，某塊地的大小，有些問題把年輕的女規劃師也給問住了。忽然，劉俊林指著規劃圖上一些深淺不同的綠色色塊問規劃師，這些色塊分別有什么含義。規劃師怔了一下，答道，沒有特殊含義，只是美觀作用。

　　“別人看起來還以為我們又建了高爾夫球場呢。”劉俊林提出自己的意見。

　　裝飾用的綠色塊全部被去掉了。

　　“B計劃”對聚源定位的模糊化，讓一些專家覺得規劃的步子邁得不夠大。在8月的一次專家評審會上，四川省建設廳總規劃師邱健就提出，規劃有點羞羞答答，應該將聚源的地位挑明。

　　聚源的發展，某種意義上將決定都江堰重建的闊度和深度。

　　1300多年前的唐朝，都江堰叫導江縣，縣城就在聚源。這是聚源曾經有的地位。1300年，滄海變桑田，聚源還復來，這回，它的身后，牽動著一座被大地震打擊過的城市的重建與復興，它離中心越遠，就越考驗1300年后的地方執政者的智慧與能力。

　　關于聚源和安置政策所有的爭論，都不妨礙都江堰的重建成為中國災后重建的一個標本。不僅因為都江堰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優渥的前景，更因為爭論和博弈背后，是廣泛的民意參與和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