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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閉幕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形成了《哥本哈根協議》，標志著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取得了新的進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行動將更為緊迫。我國作為對全球環境事務負責任的大國，在積極促進哥本哈根大會成功的同時，也公布了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減緩碳排放的目標，這也標志我國國內實施應對氣候變化行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發展低碳經濟，是我國統籌經濟發展與應對氣候變化的根本途徑和戰略選擇

　　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的特征，決定了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比發達國家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全球減緩氣候變化的核心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其中主要是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我國當前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隨著經濟快速增長，能源消費和相應二氧化碳排放必然有合理增長。我國人口多，經濟總量大，當前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已與美國相當，均占全世界排放量的20%左右，成為世界最大的兩個排放國之一。就人均排放而言，1990年我國為世界平均水平的50%，2000年為60%，當前已與世界平均水平相當。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長趨勢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保持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對能源需求和相應二氧化碳排放增長的趨勢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減緩碳排放的目標之間形成尖銳矛盾，根本出路即在于加強技術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低碳發展的道路，以實現經濟發展與應對氣候變化的雙贏。

　　發達國家的人口只有全球的20%，卻以全球60%以上的資源消費、80%左右的累積二氧化碳排放為支撐完成了現代化建設。我國13億人口大國要實現現代化，已不具備發達國家歷史上的資源和環境條件，必須探索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型現代化道路，通過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的效率和產出效益，支撐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另一方面，實現《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穩定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最終目標，將極大壓縮未來全球的碳排放空間，全球有限的大氣容量資源已被發達國家歷史上、當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的高人均排放所嚴重擠占，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排放空間已嚴重不足，這對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和能源需求也將帶來新的制約。我國已不能沿襲發達國家走以高能耗和高碳排放為支撐的發展道路，必須探索新型的低碳發展之路。在中近期內大幅度提高能源效益，提高單位碳排放產生的經濟效益，長期要控制甚至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可持續能源體系，實現經濟發展與二氧化碳排放脫鉤，實現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

　　低碳經濟是以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潔開發為基礎，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本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發展低碳經濟與我國堅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一致的。

　　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也受到國內能源資源保障和區域環境容量的制約，節約能源、優化能源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低碳發展道路，既是應對氣候變化、減緩二氧化碳排放的核心對策，也是我國突破資源環境的瓶頸性制約，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求，兩者具有協同效應。全球發展低碳經濟的潮流正在改變世界經濟、貿易格局，加大對新能源和環保產業的投入，也成為當今世界各主要國家應對經濟危機、實現綠色復蘇的關鍵著力點。我們要順應世界經濟、技術變革的潮流，抓住機遇，促進先進能源技術創新，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從而促進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大幅度降低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是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核心任務和關鍵對策

　　由于國情和發展階段的不同，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內涵與發達國家有著本質性差別。我國強調發展過程和途徑，通過低碳能源技術的開發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減緩由于經濟快速增長新增能源需求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長，以相對較低的碳排放水平，實現現代化建設的目標。發達國家二氧化碳排放的2/3來自消費領域，而我國70%以上來自生產領域。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引導和控制發展排放，而發達國家是減少消費排放。對我國而言，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低碳是實現發展的途徑和手段，也是未來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特征和標志。

　　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強度是指當年能源消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與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反映了實現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反過來即代表了單位二氧化碳排放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大幅度降低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強度是我國中近期內發展低碳經濟、減緩碳排放的核心任務。在全球保護氣候的長期目標下，碳排放空間將成為比勞動力、資本、土地等其他自然資源更為緊缺的生產要素。協調經濟發展和保護氣候的關系的根本途徑在于大幅度提高碳生產率，也就是大幅度降低國內生產總值的碳強度。到2050年，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大約將達到目前的4—5倍，而二氧化碳排放卻需減少50%左右，如果同時實現上述兩個目標，則需要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碳強度下降80%—90%。因此國內生產總值的碳強度反映了一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和成效。

　　與發達國家相比，當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碳強度仍然較高，但下降的速度很快，從 1990 年到2005 年下降了47%。但2005 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碳強度仍約為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5倍，這與我國的國情與發展階段的特征密切相關。

　　主要原因有：第一，我國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的比重高，約為50%，第三產業比重僅為40%；第二，制造業產品的增加值率低；第三，我國能源轉換和利用技術效率較低；第四，我國能源消費品種構成的高排放特征突出。

　　在上述導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碳強度高于發達國家的諸因素中，技術上的差距遠小于體現發展階段特征的結構性因素。因此，這既表明我國在提高碳排放的經濟產出效益方面具有較大潛力，也表明我國在國內生產總值碳強度指標方面達到發達國家水平需要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不懈努力。這與我國縮小同發達國家發展水平差距是一樣的，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我國自主提出減排目標，體現了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和成效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漸改變了以工業為主導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方式，重視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和滿足社會消費，使輕、紡工業有了迅速發展，重工業比重持續下降，1978—1999年間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比重由56.6% 下降到50.8%，工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也由44.1%下降到40.0%。相應國內生產總值能源強度有了較大幅度下降，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的節能貢獻率遠大于提高技術效率產生的節能。

　　世界發達國家在工業化發展階段的普遍特點是能源消費彈性大于1.0，能源消費的增長速度高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并持續15—20年直至工業化完成。

　　例如，日本從1960~1974年，其國內生產總值能源強度增長了23%，體現了工業化階段國內生產總值能源強度呈上升趨勢的特點和規律。

　　我國當前仍處于工業化的中級階段，“十五”期間國內生產總值能源強度上升趨勢即代表了我國目前發展階段的“通常基準情景”（即國外講的BAU）。我國提出的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45%的目標，即是實現比基準線偏離40%—45%。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大幅度降低國內生產總值的能耗和碳排放強度，實現從“基準線”的大幅偏離，是已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在其工業化過程中沒有實現的，沒有先例可循，需要我們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才能實現。為實現這個目標，我國所采取政策和措施的力度是很多發達國家所不及的，所取得的成效也是最顯著的。

　　例如，我國2006年到2009年上半年，三年半淘汰單機容量10萬千瓦以下小火電機組5400多萬千瓦，相當于英國總裝機容量的70%。對風電裝機和光伏發電裝機分別給予600元/KW和20元/Wp的補貼，實行上網優惠電價，可再生能源供應量2008年比2005年增長50%以上,年均增長14.7%。對企業節能給予200—250元/tce的獎勵等。在“十一五”期間，我國為實現國內生產總值能源強度下降20%左右目標的附加投資將超過10000億元。

　　據匯豐銀行統計，在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投入中用于綠色投資比例我國占34%，僅次于韓國居世界第二。從2005—2009年上半年，實現環比節能約3.5億tce，減排二氧化碳8億噸，扭轉了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強度上升的趨勢，二氧化碳排放也實現了比基準線的偏離。“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隨著節能難度加大，而且隨著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實現相同的碳強度下降指標所需的二氧化碳減排量也將增大，因此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強度下降40%—45%的目標的資金和技術投入將比“十一五”期間更大。

　　綜上所述，我國自主提出的二氧化碳減緩目標，是一個高標準和具有挑戰性的目標，也展現了我國實現低碳發展的決心和信心。

　　堅持《公約》原則以及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理念，積極促進全球長期合作行動的進程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提出的《哥本哈根協議》，重申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要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各自的能力，加強全球長期合作行動要基于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發達國家歷史、目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的高人均排放，對氣候變化應負主要責任。“人均累積排放”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歷史責任，也反映了一個國家利用有限大氣空間容量為自身現代化發展中基礎設施建設和財富積累所做的累積貢獻，是公平原則的一個度量。

　　自1850—2005年，發達國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為940噸，是中國88.1噸的10倍多。如果按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減半、發達國家減排80%測算，從1850—2050年的世界人均累積二氧化碳排放平均應為560噸，發達國家早已超過其應有限額，發達國家中近期要大幅度減排，為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騰出必要的空間。發展中國家在排放空間被嚴重擠占的情況下，要協調經濟發展、消除貧困與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的關系，走上低碳發展的道路就需要得到資金和技術的支持。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轉讓技術、幫助進行能力建設是《公約》下的義務，也是對其過多擠占發展中國家發展空間的補償。

　　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脆弱，正在面臨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適應氣候變化正是當務之急。而且發展經濟、消除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是發展中國家的首要任務。

　　當前全球尚有24億人以煤炭、木炭、秸稈為主要燃料，有16億人沒用上電。而發達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有三分之二左右發生在消費領域，應該大幅度降低過高的人均消費排放，抑制奢侈排放。

　　當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行動之所以進展緩慢，主要原因在于有些發達國家不愿承擔《公約》、《議定書》和巴厘路線圖下應承擔的義務，但同時又力圖對發展中國家施加《公約》、《議定書》和巴厘路線圖以外的義務。我國一方面要加強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和協調，爭取合理的排放空間和公平發展的權利，同時也要積極推進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行動，展現負責任大國的態度。

　　加強自主技術創新，提升企業低碳競爭力，應對世界新的經濟、貿易競爭格局

　　在當前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斗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發達國家正在醞釀征收碳關稅的單邊貿易措施，向發展中國家施加減排壓力。我國在堅決反對這種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也要清楚認識到，我國出口產品的能耗較高，增加值較低，在未來碳排放將付出越來越大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的趨向下，我國產品低成本優勢將逐漸喪失。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產品進行“碳標識”，表明產品中隱含的碳排放數量，引導公眾消費低碳產品，這不僅影響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而且對產品供應鏈將產生嚴重影響，跨國公司和經銷商在其原材料、中間產品和最終消費品采購中，也將把含碳量作為重要標準，以樹立自身的低碳形象和低碳競爭優勢。如果我國企業在低碳技術創新上沒有優勢，那將進一步影響到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的地位和競爭力，如果積極應對，這同時也可能轉化為促進出口產品向價值鏈高端發展的動力，從而促進產業的調整和升級。

　　在全球加強低碳技術創新、努力向低碳經濟轉型的形勢下，企業的競爭力將面臨新的挑戰，企業家前瞻性的措施將捕捉巨大的商機。低碳經濟的轉型將改變企業的相對成本、相對價格、需求結構和生產結構，進而改變企業的相對競爭力。企業對低碳經濟轉型的反應速度和應對能力將影響其自身在若干年后的生存和興衰。發達國家的大企業已越來越多地意識到應對氣候變化對本行業影響的重要性和嚴重性，并力圖在對本行業產生顯著影響之前采取前瞻性的有效應對措施，通過行動來贏得信譽和競爭優勢，提升品牌形象，超越其競爭對手。我國企業也必須認清形勢，要明確低碳技術對提升企業競爭力的核心作用，要把握低碳技術引起的本行業競爭格局的變動趨勢，在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改變和技術變革的初期要有比其他競爭對手更敏銳的眼光、前瞻性的思考和超前的部署，加強自主技術創新，轉變企業生產方式和經營理念。

　　可喜的是，目前我國已有一大批企業開始制定并實施低碳戰略和行動計劃，抓住機遇，打造未來的競爭優勢。

　　在新一輪以低碳能源技術為標志的技術創新和競爭中，我國比過去具有更多的有利條件。在傳統技術領域，我國和發達國家差距較大，需要通過引進、吸收、消化和再創新來發展。但在新能源技術領域，很多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同步開展研發，而且我國當前在研發投入、科研人員的水平和研發條件上均有了很大提高，在很多研究領域已具有一定的優勢。而且我國制造業比較發達，新技術一旦成熟，產業化發展的速度快、成本低，具有相對競爭優勢。

　　統籌國內和國際、近期和長遠，落實實現低碳發展的政策措施

　　我國要把應對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相結合，長遠減排目標與中近期對策相結合，努力開創低碳發展的路徑。當前要努力抓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統一思想，明確實現低碳發展的指導思想和戰略目標。中近期以大幅度降低國內生產總值的碳排放強度為核心，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長期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碳排放脫鉤，形成低碳發展的經濟和社會形態，控制并逐漸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總量，與全球控制溫升不超過2℃的長期減排目標相適應。

　　當前，要統籌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把發展低碳經濟與國內已開展的“循環經濟”、“生態經濟”、“綠色經濟”的理念、政策和試點相結合，突出以“低碳”為主要特征的生態文明建設。

　　第二，要明確發展低碳經濟、減緩二氧化碳排放的重點領域，落實措施，大力推進。包括努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進一步加強出口政策導向，控制高耗能產業的過快增長；大力推進技術創新，加強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先進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步伐，優化能源結構；大力推進節能，提高能源效率，繼續加大對落后產能的淘汰，抓緊抓好重點高耗能行業的節能和能效標準的制定。

　　第三，建立完善的減緩二氧化碳排放的統計、監測和考核體系，改善減排信息的披露方式，做到公開透明。《哥本哈根協議》中也提出，對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減緩行動將接受其國內的測量、報告和核實，其結果將每兩年一次通過國家信息通報，通報其減緩行動的落實情況，并進行國際磋商與分析。這對國內的統計、監測和考核體系以及減緩行動的透明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必須做好基礎工作，保證數據的可靠性，以利于在國際社會增信釋疑，在國際應對氣候變化合作行動中占據主動地位。

　　第四，健全法律、法規和政策保障體系，建立激勵機制。加大先進低碳技術研發投入，以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為實現低碳發展提供支撐。

　　第五，積極開展發展低碳經濟的地區或城市試點。發展低碳經濟，需要克服現行體制和觀念的障礙，需要有良好的政策環境和支撐條件，需要政府的引導和全社會的積極參與。在試點地區，要制定低碳發展的目標和規劃，要建立碳排放的統計、監測和考核體系，開展低碳生產的產品標識，建立低碳生產和低碳消費的導向和激勵機制。在沿海發達地區，可考慮以若干行業為基礎，建立碳排放限額和交易體系，或政府與企業（或行業）簽訂自愿減限排協議，加強限控碳排放的力度和能力建設。并以試點地區為窗口，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框架下的技術轉讓和資金機制下，爭取相應的國際支持和援助。

　　哥本哈根協議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合作行動的新起點，將促進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也會加速以低碳為特征的新的國際經濟、貿易、技術競爭格局的變動，同時又會帶來新的國際合作機遇和促進低碳技術創新和發展的國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