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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京城記：“攤大餅”式擴展
炫麗的設計讓眼前的人們很是驚嘆，規劃圖中的通州運河沿岸儼然是美國的曼哈頓，這里高樓林立、水面寬廣、景色宜人……盡管全部實現這張規劃圖上的一切，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隨著通州城市定位的變化，大規模的拆遷已經全面展開。北京最大的生活社區網站八通網最近很熱的一個活動就是 “城市記憶——走街串巷拍通州”，通州人希望用相機記錄今日的通州。因為拆遷，運河沿岸、西海子、老城周邊等今日的風貌都將成為歷史。 與這種民間“搶救”城市歷史瞬間舉動相對應的是，北京市政府和通州區政府正在創造新的城市歷史，他們試圖打造北京“世界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州國際新城。這個千年古運河起始點的地區，正承載著缺水北京的水景新城夢想。 4月6日，在“通州國際新城建設項目發布會”上，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總工程師施衛良甚至使用北京 “新商務中心區（CBD）”，來稱呼通州國際新城的運河核心區及其配套發展區域。通州這個北京的東大門、曾經的郊區，將升格為北京的副中心新城。 北京城市的這種變化，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楊保軍用城市的“自構”和“被構”來形容。在他看來，“自構”是城市內部發展的規律，是一種“自組織過程”；而“被構”則是指決策者干預城市發展的方式，主要是通過城市規劃來實現。 北京城市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自構”與“被構”并存的歷史。 空間遷徙圖 “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有過6次較大規模的城市總體規劃編制工作。”楊保軍對本報記者說。 中共建國之初，萬事待興，作為首都的北京，在那個意識形態還很濃厚的年代，其城市發展也參照了當時的“蘇聯老大哥”模式——采用單中心加放射型路網結構模式。根據1953年的相關規劃，各類部委、企事業單位的“機關大院”相繼建成。 二十年之后，《北京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出臺，北京的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在此時被勾勒出來了，此規劃奠定了今天北京主城區空間發展的格局。這種發展模式也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攤大餅”模式。 楊保軍說，這種“攤大餅”式的發展帶來了很多城市病。于是，在1983年版的總體規劃中，其主題就是控制，即試圖控制中心城區嚴重的“攤大餅”現象，發展遠郊區的衛星城。不過，這一控制并不成功，“攤大餅”日益嚴重，遠郊也沒發展起來。 此后的幾年，因為北京舉辦第十一屆亞運會，北京空間的“扇形結構”日趨明顯。“1990年以來是北京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楊保軍說，這期間由于亞運工程的建設，改變了北京長期以來均衡發展的態勢，城市開始出現“北重南輕”的格局。 1993年出臺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針對中心城區過度擁擠的問題，提出了城市建設重點要實現 “兩個戰略轉移”的目標，即城市發展重點要逐步從市區向郊區轉移，市區建設要從外延擴展向調整改造轉移。 這一版的總體規劃采用分散集團式布局，即在北京的近郊設立10個邊緣集團，用來承接中心城區的產業和人口轉移，遠郊則規劃14個相對獨立的衛星城鎮，作為市區功能的延伸。為了防止各板塊之間連成一體，規劃甚至設置了兩道綠化隔離帶以區隔。 楊保軍說，分散集團式發展成就了天通苑、回龍觀、通州、亦莊等衛星城鎮的誕生，這些地區也大多成為北京人新的居住地。只是由于城市空間的布局限制，這些人大多在城區工作，在衛星城鎮居住，導致這些衛星城成為“睡城”。 2005年獲批的北京2004版 “兩軸兩帶多中心”總體規劃基本延續了1993版的定位。而由于北京奧運，北部地區再次成為北京城市空間發展的重點。直到2009年，CBD東擴、南城計劃、通州國際新城等規劃相繼出臺，北京的城市空間布局開始呈現出 “東南飛”的景象。 非經濟中心 人口暴增成為北京“攤大餅”式擴展的主要原因。相關的數據顯示，1949年北京的戶籍人口只有414萬，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已增加到950萬，而這種人口的暴增，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緣于北京當初的城市定位。 為了突出社會主義國家首都中工人階級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工人階級的比重，1953年版的北京規劃，在城內特別是在郊區安排了大量的工業。北京從解放前的消費性城市被改造成生產性城市。“這種認識左右了北京此后近30年的發展。”楊保軍說。 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總工程師施衛良參與了北京的多次城市總體規劃的修訂，也熟知北京歷次城市規劃的歷程。他對本報記者說，其實對于北京要不要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要不要大力發展現代化的工業，一直都是北京城市定位的焦點所在。 關于北京的城市定位，1953年的《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要點》中提出，北京應該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特別要把它建設成為中國強大的工業基地和科學技術的中心。在當時看來，經濟中心的內核就是工業。 這種強調“先生產、后生活”的工業城市的定位，成為北京此后近30年的發展軌跡。到1979年，北京的工業產值已如愿地超過天津，僅次于上海，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之一。 變化也在這個時候發生。北京發展重工業包括鋼鐵、石油化工、建材等，污染、耗水、耗能，使北京的資源、環境不堪重負，而且工業發展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導致北京城市規模迅速擴大。 因此，很多專家建議首都不宜作為經濟中心。于是，1983年版的北京城市規劃對北京的定位作了調整——中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上世紀90年代開始，北京很多工業企業退出了城區。 但淡化經濟中心的定位，讓北京在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顯得力不從心，畢竟工業是稅收的主要來源。而同時期的深圳等沿海城市由于強大的經濟實力，在很多方面開始超越北京。北京開始設立經濟技術開發區，培育高新技術產業。 由于奧運會，在2004年版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城市定位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現代國際城市。當年獲批的多個城市規劃中，上海被明確為全國的經濟中心，而緊鄰北京的天津定位為北方的經濟中心。 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目前在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經達到近1800萬人，城市壓力日益加大。“退二進三”成為北京產業選擇的必然。2005年，北京首鋼搬遷到河北唐山的曹妃甸，這被稱為 “一次前所未有的工業大遷移”，北京發展綠色經濟由此拉開帷幕。 世界級城市 2010年2月，北京市的地方兩會上，建設世界級城市瞬間成為熱談。根據北京市政府的發展目標，到2050年左右，北京市將建設成為經濟、社會、生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城市，進入世界城市行列。而目前國際上公認的世界城市只有紐約、倫敦、東京三個。 北京市政府顧問、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魏后凱告訴本報記者，在2004年版北京規劃修訂之時，就有專家們已經提出了建設世界城市的目標，但很多專家認為實現的可能性不大。“這取決于中國經濟的發展狀況。”魏后凱說。 但2008年底開始的世界金融危機讓世界重新認識了中國的經濟。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目標也變得高調起來。施衛良對本報記者說，2004版總體規劃既考慮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又具有充分的前瞻性，當時在規劃中就已將世界城市作為北京的遠景目標定位了。 施衛良也坦承，北京在經濟實力、國際化功能、創新能力、生態環境等方面，與國際發達城市相比，差距還相當明顯，距離世界城市的標準也相差很大。“這些都是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瓶頸。”施衛良說。 北京聯合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吳勤學對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充滿了信心。他對本報記者說，北京在產業結構、對外聯系、創新能力和歷史文化底蘊等方面其實已經顯現世界城市的雛形。 吳勤學舉例說，比如2009年北京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75%左右，這一比例接近國際公認世界城市標準的底線。服務業已經成為北京經濟的主體，初步奠定了作為世界城市的產業基礎。 另外，北京擁有豐富的創新資源，還有悠久的歷史和傳統文化，這些增強了北京的城市魅力。一些世界城市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主導的知識型服務經濟對城市經濟的貢獻率已經超過80%，而北京近年也加大了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在北京東南飛的空間布局調整下，北京朝陽區、通州區、大興區都相應出臺了各自的區域發展規劃。也大多要打造高端服務產業。作為北京重點建設的新商務中心區的通州，拆遷工作已經開始進行。 雖然通州近年來的規劃也很宏偉，但一直都未有實質性的動作，而自北京市提出建設世界城市的目標之后，通州成為北京市的副中心新城，多年前的諸多設想——復蘇千年前古運河時代的通州夢想，開始變得現實起來。以至于現在的通州人很不習慣別人將他當作郊區人，“是通州，不是通縣。謝謝！”一位通州人說。
編輯：roy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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