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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些集“生態價值、生態脆弱和貧困”三位一體的地區，國家應盡快落實真正意義上的“生態補償機制”。科學發展觀不僅是需要地方政府作出調整。

70年多前，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消失的地平線》一書的風行讓西方世界記住了“香格里拉”這個名字。2003年7月2日，云南“三江并流”地區以高票入選“世界自然遺產名錄”，它罕見地完全符合地質、生態、美學價值以及生物多樣性等“四項標準”，再度引來世人關切——自然，它的入選，也驗明其不負“香格里拉”之譽。

時隔一年，截至2004年7月，在我國蘇州召開的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結束之時，“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遺產地已經兩度遭到評估。第一次評估起緣于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當地對旅游開發過熱，而第二次評估的緣由則在于世界遺產中心收到了怒江即將興建13級水電站的信息。

顯然，遺產地兩遭評估并未引起云南方面的重視。28屆世界遺產大會結束不久，（金沙江）中上游即將興建虎跳峽一梯八級大型水電站的消息又頻頻傳出。

毫不意外，在南非德班舉行的29屆世界遺產大會第三次對“三江并流”遺產地再度進行評估，并形成了措辭更為嚴厲的決議。上述決議重申修建水壩對世界遺產罕見的全球價值、完整性及下游社區的影響，并指明此舉可能成為“三江并流”被列入瀕危遺產名錄的重要依據。

依據該決議，世界遺產中心和IUCN（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將組織一個聯合考察團于2006年對“三江并流”遺產地進行考察，同時，中國政府需要在2006年2月1之前，提供一個關于被提議修建大壩的全面報告。

2006年4月，聯合考察團到云南對“三江并流”遺產地進行考察。在那之前，世界遺產委員會收到了中央政府提交的報告，報告中包括一張草圖，標明了怒江周邊計劃建壩的位置，并表示沒有籌建可能對遺產地產生影響的大壩。

為期10天的考察在政府官員的陪同下結束了。不久，考察團拿出了一份長達27頁的《考察報告》。這份沉甸甸的報告讓很多人感到意外，因為按照慣例，即便是聯合國的官員，一旦按照地方政府事先安排的路線進行走訪，也是難得有所作為。

《考察報告》都講了些什么呢？它所隱含的態度，究竟是尖刻、疑惑、直搗要害，還是帶著官僚作風的模棱兩可、含糊其辭呢？

“陪同的官員一再向考察團表示，他們會嚴格執行中國的法律和政策來保護遺產地，但是種種跡象表明：采礦業、旅游業的入侵以及邊界修改、還有遲遲沒有公開的水電開發計劃和有關的環評報告，使得我們對于該遺產地未來的完整性問題更加擔憂。同時，遺產地邊界內正在進行中的采礦作業同樣表明它有可能被列入世界瀕危遺產名錄。”——這是《考察報告》概述中的結尾語，里面提及采礦業、旅游業、邊界修改、水電開發、環評報告等諸多因素，而整個27頁的報告也是圍繞其展開質疑。

這段話的措辭十分微妙，但它短短言語中所包含的信息已經表明：“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遺產地正處在命運的十字路口，要遺產，還是要開發，到了必須抉擇的時候。

針對上述《考察報告》，中國政府有關部門隨即遞交了一份說明，以澄清“邊界調整”的說法，并強調：根據中國法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的任何一處邊界調整都必須經由中央政府批準。同樣，地方政府也無權決定大規模的礦產開發。

不久前，在立陶宛召開的第30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代表團官員也明確表示，中國不會在“三江并流”遺產地內或周邊地區興建大型工程，同時，金沙江和怒江上的任何擬建水電站項目都尚未得到國家批準。

邊界調整之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考察團抵達的第一站是北京，征詢了各方意見之后，啟程前往云南考察。但是，考察團官員沒有料到，他們竟收到了云南方面要求調整“三江并流”遺產地邊界的請求——重新劃定了邊界的遺產地圖就在眼前，顯然這不是一時興起提出的話題。

對比2003年申報遺產地時所提交的地圖和2006年的新地圖，我們會發現遺產地的多數片區邊界被大幅調整，建議的邊界調整將導致遺產地面積減少20％，同時增加了南騰沖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和大理蒼山自然保護區兩個片區——按照世界遺產中心相關規定，假如遺產地總面積減少20％，則可能將其從遺產名錄中除名，可見，上述邊界調整的規劃充分考慮到了上述規定，因為增加兩個自然保護區使得遺產地總面積的減少恰好不會超過20％。

如不經修改，“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遺產地總面積為170萬平方公里，由紅山、白馬－梅里雪山和高黎貢山、老君山、哈巴雪山、老窩山、云嶺和千湖山片區8個片區組成——上述8個片區，正是申報遺產之前，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托的IUCN（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經過考察所選定的最重要的、最具生態價值的保護區域。

相反，此次聯合考察團中的IUCN專家卻認為，云南省政府所提議增加的南騰沖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和大理蒼山自然保護區并不確定能夠符合該組織所規定的一類及二類保護地，因為其中許多區域有人類居住從而處于持續開發利用的狀態，按照IUCN相關標準，它們大概只能屬于五類或者六類保護地。

原本，“評估被提議的大壩是否會對該遺產地產生影響”是聯合考察團此次考察的重點和起緣，但是，一經云南省政府提議遺產地邊界調整，考察團官員立即意識到此舉非同小可，一旦調整規劃獲得上級政府批準，很可能從根本上影響遺產地的價值及其完整性——正如，聯合考察團在遞交世界遺產大會的報告中所說的：“這（邊界調整）是影響到世界遺產地完整性的根本問題。”

究竟邊界作了什么樣的調整呢？

總體而言，除去千湖山片區，“三江并流”遺產地8個片區中的7個片區邊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調整。以肉眼觀察，其中高黎貢山片區和紅山片區的調整變化最為明顯。

在原地圖中，高黎貢山片區為沿著中緬邊界伸展開的一個狹長連貫的保護地帶，但是經過邊界調整，該片區一分為二，中間部分地帶被劃割出去作為建設發展區。聯合考察團專家認為，這一調整造成的問題尤為嚴重，因為它原本是連貫的國家級保護區和風景區，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生態走廊帶，現在要讓保護區沿中緬邊界向后退縮，使北高黎貢山與南高黎貢山保護區及西側緬甸境內的保護區隔開，其結果將造成生態環境的破碎化。

如此調整的意圖何在呢？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猜測，被劃割出去的建設用地恰好在高黎貢山保護區北邊，很可能與怒江水電站的建設有關系。但這一猜測無法得到證實。

與高黎貢山片區情況相似，老君山片區東部和哈巴雪山片區北部都有相當程度的縮進，而上述兩個片區的中間地帶又恰好是金沙江流經地，被提議修建的虎跳峽大壩壩址也是近在咫尺。如此情形，讓人無法不猜測，相關片區邊界調整與虎跳峽水電站的建設和移民安置有莫大的關聯。

此舉并非“從天而降”。早在2004年夏，記者在云南進行“虎跳峽水電站調查”時，已在輾轉得到的相關資料上，清楚地了解到某辦曾向上級部門提出多項建議，其中一項內容為“懇請”上級部門盡快將三江并流的邊界劃清，以免金沙江流域的水電開發遭遇阻力。

要礦產，還是要遺產？

聯合考察組報告表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認為邊界調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水電開發、采礦業和旅游業”，雖然云南地方官員對于此事的解釋是“2003年實地的邊界劃定并未充分地完成，因此當時也無法給出最后的完整邊界規劃”。

2005年10月24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文件《云南省“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遺產地保護條例》可以佐證聯合國官員的推測。相關文件建議，邊界調整可以使得一些礦廠不再位于遺產保護區范圍，從而可以避免其與遺產保護相沖突。

據中新社（昆明）8月19日電，云南省公布的一份官方資料顯示，由于近年來加快實施“三江特別找礦計劃”，該省已經在怒江、瀾滄江、金沙江等“三江”成礦帶上，找到了德欽羊拉銅礦、香格里拉普朗銅礦等12個大型、超大型礦床，新探明銅、金、銀、鉛、鋅等的資源儲量潛在價值約4400余億元人民幣。

前文曾特別提及的紅山保護區邊界調整，正是與礦產開發相關的典型個案。根據《香格里拉縣紅山景區礦帶礦產資源一覽表》，我們了解到，在紅山景區一級保護區和二級保護區內，有“普朗銅多金屬礦”等16處大中型礦區，但除了“沙都格勒鎢鉬礦”、“紅山銅鉬礦”在“利用狀況”一欄表明其為“已利用”，其余礦區的利用狀況為“不清楚”或者“相對清楚”。

依據相關單位提供給本刊的《紅山片區礦產分布圖》，并對比邊界調整前后的兩張“三江并流”地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邊界調整后被劃割出遺產保護區的地域，正是目前紅山片區內礦產分布最為集中的地方。此外，已處于開發狀態的中型規模的“紅山銅鉬礦”也位于周邊地區。據悉，香格里拉縣所屬的迪慶藏族自治州已有規劃，重點開發羊拉、普朗銅礦，并將其打造為中國最大的銅原料基地。其中，普朗銅礦是位于紅山景區一級保護區內的一個大型銅礦，這顯然與世界遺產保護的原則相違背。

紅山片區的情形并非特例，從《三江并流區域礦產分布圖》以及“遺產地及附近區域中型以上礦產資源一覽表”等資料中可以看出，遺產地多處片區邊界調整都與礦產開發有關聯。實際上，滇西北一些地區已將礦產業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主動力之一，而“電礦結合”又是政府慣常引導的方向。正如迪慶州主要負責人在2003年5月上旬到格咱鄉紅山銅礦調研時所說的，當地加快工業化進程“最合適的發展方向是電礦結合”。

何謂“電礦結合”？怎樣“電礦結合”？迪慶州香格里拉縣主要負責人于2003年5月下旬前往同一地點——格咱鄉紅山銅礦召開了現場座談會，他的發言解讀了“電礦結合”的“香格里拉式”發展模式——首先，香格里拉“群山藏寶”，地處三江褶系與揚子準地臺交接地帶，成礦條件良好，礦產資源十分豐富；其二，“眾水流金”，金沙江繞縣境內流程375公里，境內一級支流13條，水能理論蘊藏量為209.84萬千瓦，可開發量116.2萬千瓦，水電資源極為豐富；其三，區位絕佳，一州連三省（區），具有建成連接滇川藏重要通道的地理條件，可建立一個以銅工業為主，鉛鋅和鐵合金為輔，多種礦產資源共同開發的工業生產基地……有水，有電，有礦，有了水可以發電，有了電，可以冶礦，在加上有“地利”，道路四通八達，算得上萬事俱備，只欠“招商引資”的東風了。

再看格咱鄉紅山銅礦，它的全稱為“香格里拉天界神川礦業開發公司紅山銅礦廠”，而“天界神川”這一名號在大香格里拉地區可謂隨處可見。2004年記者在當地采訪時了解到，虎跳峽、玉龍雪山、白水臺以及沿途諸多景點下轄于“天界神川公司”，而“天界神川公司”由云南華能瀾滄江水電有限公司與香格里拉縣人民政府共同組建。同時，云南華能瀾滄江水電有限公司又隸屬于華能集團，而媒體所報道的“虎跳峽一庫八級水電站”方案中的主要承建方即為華能集團。

大型水電工程、礦產開發、旅游開發，幾條線索圍繞“天界神川”形成重重關聯——其中究竟有什么樣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公眾根本無法知情。

總而言之，“香格里拉式”工業道路，并無稀奇之處，今天中國內地絕大多數礦產資源、水資源蘊藏豐富的市縣，走的是清一色“電礦結合”的路子——這也是我國高耗能產業持續升溫、GDP能耗居高不下的一個癥結所在。但是，礦產開發對水源、對牧場、對森林造成的破壞，對水體的毒性污染，對當地半牧半農的少數民族地區生計的影響，對山區老百姓返貧的加重等等問題，卻很少進入地方政府的視野。

可以想見，地方官員，乃至一些主張走“傳統工業化道路”的專家學者，可以擺出無數理由為當前這種高度依賴資源的發展模式作辯護，但事到如今，要礦產，還是要遺產，必須作出抉擇了。

顯然，世界遺產委員會已經下了“最后通牒”，它要求中國政府于2007年2月1日前提交一個報告，來說明“三江并流”遺產地邊界調整的問題，包括提供一份地質學地圖，以及有關遺產地內礦產開發的詳細信息，并說明最終批準建設的大壩是否符合世界遺產地保護的標準、是否破壞“三江并流”罕見的普世價值和完整性，以供2007年世界遺產大會審議。

遠離“高開發、低發展”陷阱

正如前往“三江并流”遺產地考察的聯合國官員所慨嘆的，“假如沒有明確的邊界劃分，其余一切問題都無從談起”。

“雖然怒江地區的遺產地有一個2000米海拔的高程劃分，但是該海拔地圖卻因為主權及安全問題沒有對公眾公開，”專家強調說，“沒有完整的建壩計劃和相關環評報告，我們不可能明確地判斷修建大壩不會對該遺產地造成影響。但是，讓人感到迷惑的是，該遺產地的準確位置尚不確定……”其言下之意，如果邊界不清，我們即便知道了完整的建壩計劃和相關環評報告，又怎么能夠判斷它是否會對遺產地造成影響呢？

談論旅游開發、礦產開發是否傷及遺產地時，道理也相同。

其實，無論“三江并流”遺產地申報之前或者之后，云南省相關政府部門都沒有少為邊界劃分的問題傷腦筋。比如，在金沙江流域，“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遺產核心保護區域被劃定在海拔2500米以上，而虎跳峽水電站的高壩方案設計為海拔2030米，它恰好在海拔2500米的高程之下。同樣，怒江流域也將遺產核心保護區域劃定在海拔2000米以上，而怒江規劃中的馬吉大壩壩高300米，壩址矗立于1450米的海拔高度，也是恰好被限定2000米的海拔高程之下……

十分清楚的是，一切關于邊界調整，乃至高程控制的爭論，最終都指向一個問題：開發與保護之間的悖論。

記者曾經看見一封很“特別”的信件——它由迪慶藏族自治州州長齊扎拉寫給云南省省委書記白恩培和省長徐榮凱，落款日期為2003年6月底，離“三江并流”成功申遺僅有幾天時間。在這封信中，致信人向上級陳述了申遺成功后可能給滇西北經濟發展，如修路、建電站、開礦產、旅游業等等所帶來的種種限制，并懇切地提出“準許迪慶退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遺產的范圍”的請求，甚至表達了“如果能以迪慶推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遺產范圍為由，延緩申報工作，確保滇西北地區的發展，那迪慶寧可當這一替罪羊”的愿望。

也可以說，致信人的確有“遠見卓識”，他充分地估計到申遺成功之后滇西北地區所碰到的發展桎梏，而后來讓云南方面頗為頭疼的“怒江建壩之爭”和“虎跳峽建壩之爭”也的確是在前述背景中浮現出來。但是，不在這位官員考慮范圍的問題是：整個“三江并流”地區及其上游區域關涉中國生態安全的全局，其間輕重緩急應該由誰來權重呢？

無論開發水電，或是開發礦產，滇西北所推舉的都是“片面依賴資源”的發展模式——從國內外已有的發展經驗觀之，資源開發并不能等同于地區全面發展，這種發展模式反而有可能使地方經濟落入“高開發，低發展”的資源出口“專業化”陷阱，同時，就政府行政的層面而言，它也可能促成更為龐大、腐敗和低效的官僚機構。再者，工程大并不等于就業多，“富政府”也并不等于“富人民”。

然而，“三江并流”的意義卻是超越一省一地的，對中國和世界而言，它具有不可替代和無法估量的生態安全價值。正如鄭易生等專家所呼吁，對于那些集“生態價值、生態脆弱和貧困”三位一體的地區，國家應負起自己的責任，通過高層綜合決策，設法解決困難，盡快落實真正意義上的“生態補償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