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2月12日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發表的講話中指出：在人口城鎮化問題上，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他在2013年12月23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指出：必須看到，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大部分國土面積是農村，即使將來城鎮化水平到了70%，還會有四五億人生活在農村。為此，要繼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農民建設幸福家園和美麗鄉村。在2017年12月28日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重要講話時，再次闡述了他的這一觀點，可見習近平總書記對這一問題的判斷和認識是一貫的。

　　實現鄉村振興是由我國國情所決定的必然要求

　　城鎮化是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強大動力，這是已被各國實踐證明了的規律。但是，世界各國的資源稟賦、人口規模、發展水平、社會制度等各不相同，在現代化過程中人口城鄉分布的格局和變化必然有很大差別，因此不能簡單對別國的經驗照抄照搬。提出振興鄉村，絕不是不要城鎮化，也不是要把城鄉發展對立起來，而是要從我國的實際出發，科學引領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格局及其變化。

　　2016年年底，世界上超過1億人口的國家有13個，其中亞洲7個：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日本、菲律賓；非洲2個：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北美洲2個：美國、墨西哥；南美洲1個：巴西；歐洲1個：俄羅斯。這13個國家中已經成為經濟發達國家的只有美國和日本。但是，美國總人口3.2億，不足我國的零頭；日本總人口1.2億，不足我國的十分之一。世界上所有經濟發達體的人口都加在一起，大概是10億人。因此，人口超過10億的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這在世界上還沒有先例，當然也沒有現成的經驗。路怎么走，只能靠我們自己去探索。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農村人口必然逐步減少，有些村莊也會因各種原因而消失，但這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更由于城鄉之間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具有不同的功能，城鄉之間只有形成不同功能的互補，才能使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健康推進。因此不管城鎮化發展到什么程度，鄉村都不可能被消滅。我國的特殊性則在于人口總規模巨大，即使鄉村人口的比重降到30%以下，但總量仍將達到幾億人。有著幾億人生活的地方怎么能不把它建設好？如果城鄉差距過大，怎么能建成惠及全體人民的全面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國家？因此，實現鄉村振興是由我國國情所決定的必然要求。

　　一個國家的國土面積和人口規模，往往對它的城鎮化道路和人口的城鄉分布會有很大影響。學者吳景超在1937年出版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中就分析到這個問題。他把世界各國分為四大類：一是人多地少，農業人口比重低，如西歐國家；二是人少地多，農業人口比重低，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等；三是人少地多，農業人口比重較高，如蘇聯；四是人多地少，但農業人口比重很高，如中國、印度及大多數亞洲國家。他認為，這第四類國家要實行現代化，難度最大，非走自己獨特的道路不可！

　　在對城鎮化問題進行國際比較時，至少還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各國的城鎮化具有不同的具體形式。既有大集中、小分散的，如日本，東京地區居住著約占全國四分之一的人口；韓國的首爾地區居住著約占全國一半的人口。也有大分散、小集中的，如德國，有60%的人口是居住在兩萬人以下的小鎮上。

　　第二，各國城鎮化的統計口徑各不相同。如按世界銀行的統計，2016年日本人口城鎮化率為92%。但日本認為這是按“市”的行政區域作的人口統計，而日本自身的統計中沒有“城鎮化率”這個指標，它使用的是“人口密度”的指標：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達到4000人以上、集聚的總人口超過5000人即為“人口集聚區”。目前，日本全國居住在“人口集聚區”范圍內的人口，約占70%。

　　第三，在人口城鎮化率不斷提高的過程中，不少國家和地區都在關注如何保持鄉村的活力。如韓國搞過“新村運動”，日本搞了“鄉村重建”計劃，我國臺灣省也在2010年制定了“鄉村重生條例”，目前仍在實行。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講：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也是為全球解決鄉村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要靠城鎮化，但也不能只靠城鎮化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了“新常態”，這意味著經濟的增速會適當放緩，但對發展的質量要求會更高。我國城鎮化的進程也必須跳出在高增長時期形成的思維慣性，主動適應這種變化。2017年我國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為42.35%，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約16個百分點，這就意味著有2.3億農村戶籍的人口雖已在城鎮居住和生活，但尚未落戶城鎮。按“十三五”規劃要求，到2020年年底，將有1億已經在城鎮定居的農民工及其家屬落戶城鎮。但這同時也表明，現已進城的農業人口中，多數人到2020年年底還不能在城鎮落戶，何況今后還會有農村人口陸續進入城鎮。因此解決好這個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講的那樣：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

　　我國發展已經進入了新時代，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這種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反映在農業和鄉村發展的滯后上。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要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要靠城鎮化，但也不能只靠城鎮化。一段時間以來，存在著這樣一種認識，認為“三農”問題要靠城鎮化來解決，只要讓農民都進了城，“三農”問題自然就解決了。這樣的看法不符合我國的實際。我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將永遠存在，因此，農村發展除了借助外力之外，還必須發揮自身內在的活力。經濟增速放緩、結構升級，對勞動力的需求出現了明顯變化，所以農民工外出就業的增速放緩了；但居民收入增長，達到小康水平后必然會產生出許多新的需求，這就為農村創造新的供給提供了極大的機遇。為什么會有農民工返鄉創業？為什么農村會發展新產業、新業態和實行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就是農業、農村、農民在適應新形勢，這也說明鄉村振興有其內在的客觀要求。改革開放以來，為解決農民就業問題，有過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有過民工潮，而現在則要通過農村的產業興旺為農民開辟“第三就業空間”——通過產業融合和發展新產業、新業態為農民在鄉村提供主要不依賴于單純農業的就業崗位。

　　實施鄉村振興，必須全面、客觀地看待當前農村的現狀

　　比如關于農村的“空心化”“老齡化”問題。據國家電網公司對其經營區域內居民房屋空置率（年用電量低于20千瓦時）的統計，城鎮居民房屋空置率為12.2%（其中大中城市為11.9%，小城市為13.9%），而鄉村居民住房空置率為14%。據第三次農業普查的結果，在農業經營人員中，男性占52.5%，35歲以下人員占19.2%，36歲-54歲的人員占47.3%，55歲及以上人員占33.6%。這是動員了近400萬人，逐村、逐戶填報了2.3億份農戶普查表的匯總結果。我國農村各地的情況差別很大，對農村現狀的了解必須全面，不能以偏概全、人云亦云。

　　更重要的是，農業生產有其自身的特殊規律。馬克思講，農業中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的不一致，是農民從事副業生產的自然基礎。隨著農業機械化的普及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健全，農民在大宗作物生產上的勞動強度將逐步降低，勞動時間不斷減少，既使得老人、婦女比以往更能勝任日常的田間管理，又使得青壯年勞動力獲得了更充裕的外出就業時間。這是技術進步背景下農業生產規律出現的新特征，對農民增收具有積極意義。如果能使農民利用好比以往更充裕的剩余勞動時間，在農村創造新的供給、滿足城鎮居民新的需求，那意義就更大，而這也正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本意所在。

　　（作者為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