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提出 “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已經有兩年了，但是我們幾乎沒有看到在各地城市的落地。與之相反的是，城鎮化的速度還在放緩。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未來如何能夠推動“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的落地？

　　首先我們必須厘清什么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

　　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其實質就是以農民為核心的城鎮化。因為城鎮居民不存在城鎮化的問題，中國的城鎮居民已經享受了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成果。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始終遠遠高于農民，城鎮居民也通過各種方式，獲得了居住的房屋所有權和使用權，城鎮居民的財產和財富遠遠高于農村居民。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從1978年以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元增加到2013年的26955元，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也從1978年的6.7平方米增加到2013年的32.9平方米。而與此同時，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收入僅從133元增加到8895元， 農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積雖然也從1978年的8.1平方米增加到2012年的37.1平方米，但農村住房的價值和居住條件遠遠不如城市住房。城鄉居民的財產和財富的差距被不斷拉開。

　　近年來，城鎮化速度并沒有因為“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而加快，相反還在明顯放緩，目前四個一線城市常駐人口凈增長量都在下降，以北京為例，2000—2010年年均常住人口凈增長為62.4萬人，2011—2013年為51.2萬人，上海從前十年的62.8萬人下降到37.7萬人，廣州深圳從兩位數下降到個位數。25個二線城市18個在下降，19個三線城市15個在下降，28個四線城市26個在下降。城鎮化的減速，也減少了年輕的農村居民進入城市，更加凸現了城市人口老齡化問題。

　　懸殊的收入差距導致了不少農村居民不敢跨出進城的步伐。

　　伴隨著城鎮化率每年的提高，農村家庭戶人口數量在減少，但農村新建住房卻不降反增，農村常駐人口從上世紀80年代的戶均5.5人逐漸減少到2012年的戶均3.9人，而農村新建住房人均面積從1981-1999年的年均0.884平方米提高到2000-2013年的年均0.915 平方米。

　　為什么城鎮化率逐年提高，農村人口逐年下降，而農村新建住房不降反增？農村居民也減緩了進城的速度？

　　首先是農民進城沒有落戶。戶口就是一張紙，但戶口背后的是城鎮人口享受的各種福利保障。農民及其子女進城享受不了這樣的福利，因為城市政府沒有財力、也沒有意愿去保障這些可能來自別的省市農村的農民。

　　其次是農民自己沒有資本。農業的收入很少、積累速度很低，農民資產很少，儲蓄很低。江南地區算比是較富庶地區，種水稻、小麥等常規農產品，每畝年產值也就只有一兩千元。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農村居民家庭2000-2012年年人均純收入4181元，13年累計54363元。換句話說，13年的積累，只能買中等城市的一個廚房間。

　　第三是農村宅基地與農用地無法流轉。農民依法可以享受宅基地，依法可以實行土地經營權承包。但是這些土地無法流轉、不能變現，農民個人財富積累嚴重不足，缺乏進入城市安家落戶的資本，靠自身的財力難以在城市扎下根來，農村宅基地與農用地也無法割舍。農村小產權房本質上是農民想方設法使土地得到部分的變現，以此增強自身的經濟能力。

　　因此，農村新建住房不降反增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農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掙了一些錢，回到家鄉繼續蓋房，保留那三分田的宅基地，也使得他們可以在農村繼續享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分配權，這也是他們的命根所在。

　　這樣做的結果是，農民工在城里租房，城市住房不夠，農村大量住房沒有人住、養了老鼠，農村住房閑置，大量資本被浪費。

　　農民在城市里沒有根，他們走向城鎮化，但又彷徨在回鄉的路上。

　　要是中國的城鎮化真的變成“以農民為核心的城鎮化”，也就是把農民變成市民的城鎮化，就必須解決農民的進城扎根的問題，必須解決農民進城的資本問題，必須解決城市政府的財力供給問題。

　　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雖然也在吸收大量農民進城，但是農民進城之后不一定能夠找到合適的工作，不一定有能力擁有自己的住房（很多人甚至連租金都難以承受），不能享受與城鎮居民同樣的福利待遇和人權尊重，使得他們成為無根之浮萍，在各個城市之間漂移。因此“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其實就是要讓農民能夠在城鎮中安家落戶、就業發展，只有農民真正被城鎮化了，中國的均等富裕才能成為現實，中國的穩定發展才能可持續。

　　其次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實施中的具體難點有哪些？

　　農民進城最大的難點之一是農民進城的就業問題。農民缺少在城鎮就業的基本技能，在與城鎮居民競爭中往往處于劣勢。由于目前產能過剩、經濟結構處于調整期，城市本身就缺少能夠容納更多勞動力的新增產業，缺乏技能的農民工往往成為招聘中的優先落選者。農民在城鎮中往往從事的是又苦又臟又累的行業，同時也是收入最低并且就業最不穩定的行業，有些農民在城里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他們隨時準備像候鳥一樣尋找另一個城市作為棲息地，但是另一個棲息地也不見得有他們可以從事的并且可以安身立命的行業。

　　難點之二是農民子女的教育問題。很多城市由于教育資源與經費匱乏，限制農民工子女入學，幸運的農民工子女還能進入農民工子弟學校，不幸運的農民工子女更加處于不平等的發展地位，輸在起跑線上，很多農民工也因為子女教育問題和考試入學問題而選擇輾轉在不同城市。

　　難點之三是農民進城的住房問題。在大中城市，高房價是他們不可逾越的屏障，而群租也是他們不得已的選擇，大城市打擊群租現象，使得他們不得不承受較高的房屋租金價格。同時在有些城市，住房還是子女在學區入學的唯一憑證，影響了農民家庭整體進城，雖然這一憑證有時也成為一些地方政府拉動樓市的一個有力措施。

　　難點之四是農民居住地的配套問題。農民在城市的老城區無論是購房還是租房，支出遠遠高于在新城區，因而農民進城往往選擇在新城區落腳。地方政府為了回避拆遷的難題，也往往開辟新城區作為產業化與城鎮化的落腳點，而這些新城區的新產業不足，城市建設配套不足，即便是農民及其子女，也是需要交通、百貨、餐飲、教育、體育、娛樂等配套設施的，缺乏配套成為農民家庭難以落腳的重要原因。

　　難點之五是文化融入。農民及其子女進入城市，不僅需要享受城市的物質生活，更要融入城市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要改變農村生活的一些習慣，學習在城市生活中的法律準則、社會秩序與行為規范，學習城市文化與游戲規則，甚至語言，年輕的農民及其子女會較中老年人更容易融入城市，但中老年人從內心深處的戀土情節和對城市文明的恐懼，使得農村家庭處于分裂狀態，這也是春運期間農民家庭乾坤大挪移長期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