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無論是城市化還是城鎮化，都是為了拉動經濟增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因此，要評價城市化還是城鎮化對拉動經濟增長、實現規模經濟和縮小貧富差距更有效，只要對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歷史和過去10年中我國城鎮化過程作量化分析就不難得出初步結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斷言，21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有兩件事：一是美國高科技產業，二是中國的城市化。但中國城市化的模式應該怎樣呢？

　　我們注意到，城鎮化是目前使用頻率較高的官方用詞，而城市化（urbanization）則是一個反映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國際通用詞匯，已經用了100多年。從詞義上看，城鎮化似乎既包含了“城市化”又包含了“鄉鎮化”，涵義比城市化更廣，體現了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但實際上，我們所指的城鎮化，尤指農村“城鎮化”，即以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為依托，實現農村人口由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的職業轉換過程，居住地由農村區域向城鎮區域（主要為農村小城鎮）遷移的空間聚集過程。從最早的“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模式，到2001年城鎮化的首次提出，再到最近又提出的放寬農村戶口轉城鎮戶口條件的城鎮化措施，實際上都體現出我國提倡的城鎮化主要是以農村的城鎮化為特征。

　　而城市化不僅是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并向城市集中的聚集過程，而且是城市在空間數量上的增多、區域規模上的擴大、職能和設施上的完善和城市的經濟關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類的社會文明廣泛向農村滲透的過程。城市化應該不具有太強烈的行政干預色彩，通過城市的集聚效應來吸引外來人口流入，從而在經濟學角度上形成規模經濟，從人口學的角度上提高城市化率。

　　從規模上看，由于中國農村戶籍人口達到9億，如果要達到60%的城市化率，就意味著有3.8億農民要進入城市定居，這是任何一個大國都無法承受的。所以這種不以跨地區人口流動為特征的城鎮化，就不容易導致城市失業率、地方政府財政負擔、社會治安、人口流動、傳染病流行等諸多問題。從操作性上看，城鎮化與我國目前的行政體制相適應的，即戶籍管理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醫療衛生和教育制度等，都支持城鎮化的推廣。但另一方面，有的地方行政部門為了顯示政績，熱衷于搞行政區城鎮化，把廣大城鄉混合地域當成了城鎮化地域，人為提高城鎮化水平。如出現了世界面積最大的城市——格爾木市（99400平方公里），世界面積最大的鎮——羅布泊鎮。根據人口普查數據，2007年大約有4000萬農民是因為行政區域的“縣改區”等變化而“被城市化”；此外，因為居住超過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也被統計為城市常駐人口，故有人估計實際城市化率只有34%，而非目前官方統計的45%。

　　然而，各地推行的城鎮化與我們人口流動的趨向卻不盡一致，據國家統計局在去年第二季度所做的統計，外出的農民工超過1.5億，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區外出農民工比重超過70%，按輸入地分，東部地區吸納外出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總數的66.7%，中部地區占14.7%，西部地區占18.2%。可見人力資本的流向主要是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地區，而這與我國目前仍實行“行政區經濟”的目標并不一致，比如流動人口的當地就業問題，并沒有包含在城鎮登記失業率中，也就是國家不考核當地政府對流動人口的就業安排；而一些欠發達地區可以通過城鎮化建設來增加GDP規模，提升政績，卻不用去考慮投資效益。

　　因此，當我們爭議究竟城鎮化或城市化哪個更合理的時候，還是應該仔細分析一下1.8億流動人口流出地與流入地的區域分布和行業分布。據統計，在2.25億農民工中，只有0.75億選擇就近工作，而大部分選擇外出就業，外出的目的無非是追求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公共服務。外出農民工以從事制造業和建筑業為主，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占37.9%，建筑業占18.3%。從過去15年國家對不同區域的投入與人口流向特征之間的關系看，發現盡管東部沿海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在全國的占比已經從1995年的58%降至09年的42%，而東北及中西部地區投資占比則從42%上升至58%，卻未能改變人口向東流的總趨勢，這說明制造業的重心還是在東部，東部的薪酬高于中西部的原因在于投資效益高于前者。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面積只有國土面積的1/5，卻創造了一半以上的GDP。所以，盡管我們也可以在沙漠中搞城鎮化，在高原上修建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但是代價卻是巨大的，缺少人住的城鎮與缺少車通行的高速都是失敗的投資。核心提示：無論是城市化還是城鎮化，都是為了拉動經濟增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因此，要評價城市化還是城鎮化對拉動經濟增長、實現規模經濟和縮小貧富差距更有效，只要對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歷史和過去10年中我國城鎮化過程作量化分析就不難得出初步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