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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省級單位要在風景名勝區控高區內，蓋91米高的辦公樓，盡管超過75米的景區限高，但這個由省某領導親自抓的項目還是順利開工。去年，我們向當地規劃部門發出督察建議書，要求及時整改。可當地試圖修改風景區規劃，使項目違法行為合法化，遭建設部否決。最終，這幢樓高度降了一層，雖沒達到降4層的要求，但至少讓地方政府認識到執行國家批準的規劃的重要性。

　　也是在該市的一處風景區，市里建一博物館，超過7米的景區限高，省建設廳不批，市有關部門自己批為12米，建設部門又提到20.8米。去年底，博物館封頂，我們聞訊介入，地方最終把高度降到12米。

　　現在，違反規劃的事件，主要還是政府違法。這樣的事，我們已處理了六七起。地方政府違反規劃，靠內部監督沒用，規劃局長哪敢管市長，必須靠上級監督。

　　規劃跟不上變化的背后

　　“在發達國家，一部城市總體規劃管幾十年很正常。新加坡規劃大師劉太格說，做一部總規至少管八九十年。而到中國，一部總規能用10年就已不錯了！”在西部掛職的江蘇規劃專家張偉說，幾年前，蘇南有座城市編過一部規劃，五年后上面還沒批準，而規劃卻已過時，只得重新做。

　　規劃跟不上變化，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規劃編制粗糙，前瞻性、科學性不足。城市化水平從30%上升到60%，西方國家走了60年，而中國也許只要20年！城市建設規劃先行。全國各地都在突擊編制規劃，規劃單位疲于應付，急工難出細活。有的城市一年編六七十項規劃，來不及，只好拉來幾家規劃院，關門畫圖紙。

　　第二，行政干預規劃，“一任市長一份規劃”。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曾列舉中國八大城市病，有兩條跟市長有關：“任意肢解城市規劃”，“盲目體現第一責任人的權威”。國家明確市長是“城市規劃的第一責任人”，有些市長便把“第一責任”等同于修改規劃的絕對權力，而不是承擔規劃失誤的責任。

　　在東南大學黃偉康教授眼中，“懂規劃”的市長比不懂規劃的市長，可能破壞力更強。“他們把規劃當‘軟科學’，做規劃、改規劃不在話下。這些人滿世界地跑，滿腦子‘西洋景’，不少境外規劃師善于迎合他們的權力審美。”在他生活的城市，幾年前，市中心建風景區，國內專家做方案，準備用足自然山、林，適度增加休閑設施，卻被分管市長否決，原因是不氣派，要求組織規劃招標。結果，一家境外機構中標，大動刀斧，把山坡砍成九十度直角，做一道瀑布，山腳下又弄出音樂噴泉。這一洋風景招來普遍批評。專家說，毀真山真水，建假山假水，是十足的破壞與造假。老百姓說，瀑布難得掛一回，噴泉難得噴一次——太貴了！廣場上移來的大樹也半死不活，夏天沒綠蔭，曬得頭皮發麻。

　　調整的前提是延續

　　“一任市長一份規劃，這在美國不可能出現！規劃是法，哪能想改就改，公眾不答應。”在不久前的南京世界城市論壇上，美國首都規劃顧問盧偉民很納悶：中國同行為啥愛談規劃與市長哪個更大？

　　拿美國比中國，不能脫離國情簡單類比。當前，發達國家城市化率多超過70％，城市進入成熟期、穩定期，規劃建設多是局部修補，而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變動期，城市化水平越過40％，進入快速增長期，城市面臨太多的不確定性。著名規劃專家、南京大學崔功豪教授認為，未來十年，中國城市還將高速擴張，應采取彈性規劃或滾動規劃，每5年調整一次。

　　但是，“彈性規劃”絕不是推倒重來，“調整”的前提是延續。國家要求一部總體規劃能管15年至20年，頻繁推倒重來，只會帶來昂貴的糾錯成本，極大地浪費社會資源。今年，《城鄉規劃法》頒布施行，國家把規劃的編制、修改、執行納入法律程序，而且建立相應的問責機制，國家已向南京、蘇州在內的38個城市派駐規劃督察員，監督規劃運行。不過，專家們對此持有限樂觀態度，因為，市長由于隨意更改規劃而被問責，尚無先例。

　　去過蘇州工業園區的人，都驚嘆那里的布局漂亮疏朗。奧秘何在？園區前任總規劃師時匡認為，與其說吸收新加坡經驗編了部好規劃，不如歸功于引進新加坡“規劃高于權力”的好機制——總規劃師負責制，所有項目受理到總規劃師為止。在規劃運行的流水線上，包括行政領導，每人能做什么都已規定，誰也不許越位。這十幾年，蘇州市長換了多任，卻沒一位隨意干預園區規劃，規劃的框架得以完好保留。

　　城市發展，是一盤下不完的棋，好的市長要甘心續盤，下好前任沒下完的棋。當前，我省正在全力推進規劃全覆蓋，同時，不少城市面臨總體規劃新一輪調整，希望市長們“一張藍圖管到底，一屆接著一屆干”，在一張棋盤上完整地延續城市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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