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澳大利亞的華人圈子中，曾筱龍的名頭頗為響亮，他是澳大利亞政壇中僅有的幾位高級公務員，如今是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上院議員、州長助理，新州貿易和投資事務次長，新州亞洲地區商務咨詢委員會主席，是新州上議院中第一位亞裔高級公務員。早在1991年，他就代表工黨參加悉尼市長的競選，當上了悉尼市副市長，這是悉尼市第一位華裔副市長。

      多方周旋建起“中國花園”

      而最為當地華人熟知的，則是矗立在悉尼“唐人街”德信街上的標志性建筑——黃金寶樹和距離“唐人街”不到一公里處的情人港畔古典風格的中國花園——誼園。這兩大項目都是曾筱龍參與策劃、由廣東省設計和承建的。而在記者初到悉尼向當地人詢問“中國城”的所在時，對方都表示：“在與喬治街垂直的那條街上有一棵涂著黃金的樹，那里就是中國城。”這也足見這棵黃金寶樹的地標意義。

      而在澳大利亞華人社區中頗有名氣的中國花園則更是大手筆。記者在澳大利亞采訪期間也曾專程探訪這座具有中國風格的“城中綠肺”。它毗鄰悉尼著名的情人港，“花園”內綠樹郁郁蔥蔥，還有配套的娛樂中心，徜徉在園中的綠地上能清晰地聽到海邊的汽笛聲和海鷗的歡叫。曾筱龍告訴記者，當年為了促成政府答應在悉尼華人最密集的聚集區建立這樣一個中國花園，作為悉尼副市長的他沒少費口舌，加之當年中國與澳大利亞的關系處于“蜜月期”，這座風景宜人的花園才得以應運而生，中國花園也因此成為見證中澳關系的一個標桿。

      而曾筱龍之所以有機會在漂洋過海來到澳大利亞的初期便能大施拳腳，也跟他大學期間的專攻有著密切關系，他1961年來到悉尼后，先后畢業于悉尼大學和新南威爾士大學建筑系，成為建筑設計總工程師，而這一專長在悉尼華人社區建設初期有了用武之地。

      雖然至今已經在澳大利亞站穩腳跟，但回憶起當年初到澳大利亞的辛酸生活，曾筱龍仍唏噓不已。言談間，他仿佛又回到了40多年前那個逃難的年代，嘴唇不停地翕動，兩鬢的白發似乎也更加顯眼。又臟又臭的貨柜船、十多人擠一個家庭旅館、深夜加班在加油站打雜……曾筱龍表示，當年他們到澳大利亞的第一代華人所吃的苦，是今天的第二代華人所不能想象的，這不是一段血淚史，但卻是一段艱難的創業史。

      第一份工是加油站當小工

      曾筱龍回憶說，自己的父親是廣東五華人，后來去了江西。1949年自己隨家人去了香港。1961年，因為擔心國內形勢有變，曾筱龍受父親委派，只身前往澳大利亞“探路”，做“開山牛”。“當年我到澳大利亞時可不像現在的留學生，坐著飛機過來到一個新天地追尋自己的夢想，當時我是逃難過來，為今后全家人過來開路的。”讓他畢生難忘的是，當年他搭著香港一艘7000噸級的貨輪，和堆積成山的貨柜箱一起，像貨物一樣在海上漂流，貨柜箱發出的臭味以及暈船，讓他吃盡了苦頭。而就在來到澳大利亞的第二個星期，他就要開始打零工掙錢，否則就沒錢吃飯。

      曾筱龍至今仍記得，自己當年只身來到澳大利亞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加油站當小工。當時他和一些留學生一起，十多個人擠在一間本地人的房屋，每周僅有5鎊的收入。由于每天下午3點半才放學，而加油站下午6點就下班了，他就向加油站申請晚上加班，一直加班到深夜10點，然后第二天一大清早去上學。

      對比如今活躍在澳大利亞的第二代華人，曾筱龍表示，當年第一代華人來到澳大利亞時，條件相當艱苦。當時澳大利亞華人很少，也根本沒有為留學生服務的機構和設施，很多留學生來到澳大利亞后連悉尼市區在哪里都不知道。盡管當時條件艱苦，但大家都非常拼命。

      “每年我們都要拿著成績單到移民局去匯報，才能延續簽證。”和第一代來澳大利亞淘金、開餐館、種菜的華人不同，如今活躍在澳大利亞的第二代華人很多是年富力強的中國留學生，他們受教育程度高，有專業技能和藝術才能，也更容易在澳大利亞生活和安定下來。如今他們來到這里不是為了逃難，而是因為在這里他們已經融入澳大利亞的生活，成為澳大利亞的一部分。因此，華人的到來促進了澳大利亞文化的多元化。而澳大利亞前總理霍華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透露，如今光在澳大利亞的留學生就有1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