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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30日20時10分，屬于上海的時間從這一刻開始。

　　2010世博會在此拉開序幕。煙花騰空，旋即湮滅，奮不顧身的瞬間綻放，仿佛只為看一眼浦江之上的旖旎，在這座城市最為美麗的時刻。這是等待了百年的開場——不僅僅是為一場人類成就的盛會，更是一座城市的再次自我發現。

　　上海，這是一座怎樣的城市，在過去一百多年里，她經歷了怎樣的變遷？曾經的中國，乃至世界，曾以怎樣的眼光看待這座城市，以及她在整個城市進化史上的幾度進退？

某種程度上，上海的夜有多繁華亮麗，她背后的來路就有多艱難。

　　今昔何夕：上海進化論

　　當繁華落盡，上海如何背負改革開放30年狂奔背后的隱疾和債務？下一步，上海該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又將往哪里去？

　　此刻，她是世界目光的聚焦點，今后6個月，也會是，今后許多年，也許仍會是。

　　這座城市的勇敢，緣于她所背負的沉甸甸的過去。

　　檢視歷史，你不能不驚嘆于清朝學者陸士諤讓人稱奇的精確預言。他在1910年出版的小說《新中國》中，以寫夢的形式暢想未來，預言100年后，中國將舉辦萬國博覽會，地點便在上海浦東，還設想黃浦江上將架大橋，黃浦江下筑越江隧道，跑馬廳（今天的人民廣場）附近建“新上海舞臺”。百年后的今天，他的預言一一應驗。

　　事實上，并非只有中國人曾對上海寄予厚望，數百年來，無論是這座城市的艱難蛻變抑或自我重塑，都能在西方人眼中找到線索。

　　埠頭初開

　　關于上海的預言仿佛從未停止。

　　1832年6月20日，英國東印度公司所屬的“阿美士德勛爵號”船長林賽德，從望遠鏡中看到一片廣袤的海岸。在這片淤泥荒灘上，一陣陣飛鳥劃過蘆葦梢。這里，就是上海——彼時只有30萬人的江南普通縣城。

　　18天后，林賽德船長回到英國后，在其撰寫的《“阿美士德勛爵號”貨船來華航行報告》中，預見了今后上海的地位：“上海將成為長江的入海口和東亞主要的商業中心，它的國內貿易遠在廣州之上”。而當時，廣州才是滿清的外交、外貿中心。

　　但林賽德船長所言不失。

　　1843年11月17日，上海開埠，之后一個半月內，11家洋行擁入上海灘。

　　自此，黃浦江中汽笛聲不斷，跑馬路旁燈火長明。

　　東方巴黎

　　1847年，第一家外資銀行麗如銀行登陸上海。1905年，中國第一家國家銀行——大清戶部銀行也在外灘設立，戶部銀行是民國以后成立的中國銀行前身。

　　而上海第一次與世博的觸點，亦是在此時。上周的新加坡《海峽時報》便以全景式報道再現了那段歷史：1904年，經過數番努力，清政府終于獲得資格第一次參加萬國博覽會，彼時身為中西結合的“頹廢之都”，上海責無旁貸成為清政府首屆世博亮相的幕后團隊，甚至展館設計都依靠上海。這次美國圣路易斯萬博會上，《紐約時報》報道了中國歌曲《茉莉花》，從此開啟這首民間歌曲的世界成名之路。

　　1921年，大洋彼岸的美國《時代》周刊更是第一次放眼打量上海：當年3月27日，一篇題為《中國：戰爭？》的文章結尾，記者這樣介紹上海：作為游離于江蘇治轄之外的城市，上海的港口對于這個國家的對外貿易而言必不可少，而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將隨著經濟帶來的便利而被逐漸認識。

　　僅僅6年后，上海便驗證了《時代》的預言——1927年，宋子文決定把中央銀行設于上海，隨后，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也將總行遷來，并最終形成“北三行”“南四行”的并立格局，隨后，中國幾乎半數以上的民族資本家接踵而至，洋行、外企紛紛落地，上海作為東方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式確立。

　　于是，作為一座國際都市，上海的驕傲和從容便無人能夠撼動，即使是殘酷的戰爭。

　　1945年末，《時代》周刊記者記錄了這樣的上海——毫無疑問，這里仍是東西交匯金幣叮當作響的大都會。老弄堂和大洋房相映成趣，街上行人涌動，自行車、黃包車和老爺車到處擁塞，酒吧和夜總會依然夜夜笙歌……這是上海的氣質——即使在戰火的廢墟中也要保持生活體面與樂趣。

　　上海新革命

　　正如許多上海人懷念的是舊上海，大多數西方媒體對于1949年前后的上海，充滿著一種難以言說的復雜情緒——共產黨的接管，是否會令上海失去原有的活力？事實上，建國初期，由于上海的民族資本家大多公私合營，政治與經濟注意力的北上，令上海褪去奢華，過起節衣縮食的日子。1980年，鄧小平決定沿海岸線將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開放為經濟特區，上海不在其中。

　　也就是在這時，上海顯示了一個國際都市的珍貴品質——它以一個直轄市的能量默默承擔著整個國家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強，把自己地方財政收入的80%上繳國家。“長期的超負荷貢獻讓上海人90年代末之前的生活條件頗為艱難，尤其是住房和交通，生活的不易讓上海人不得不為一個水表走字，一個煤爐占位，甚至一根蔥的價錢而斤斤計較。”上海人默默為此付出了40年的代價，起碼兩代人的生活被嚴重影響，而由此形成的市民心態和世俗文化的持續則更加深遠。

　　昏黃、清冷，一度成為七八十年代上海景象的寫照。為此，1990年，上海過春節的鄧小平這樣自責：“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

　　5個月后的春日下午，浦東大道141號門口。沒有放鞭炮，沒有敲鑼鼓，“上海市人民政府浦東開發辦公室”和“浦東開發規劃研究設計院”兩塊木牌，不聲不響地掛上。這個幾乎沉默的儀式，開啟的卻是上海嶄新的命運——浦東，就此開放。

　　但是，彈丸之地，能開放得多大？

　　上海給出了最好的答案。

　　此后長達17年的時間里，上海一直以兩位數的增長領先全國。1989年，這座城市的人均GDP還是5000多元人民幣，到2008年，就成了73124元人民幣。此組數據，成為這個時期外媒蜂擁報道“上海奇跡”的主要佐證。

　　短短數年，上海再次成為總部之都——英特爾把旗下五大事業部之一的全球總部搬來上海，IBM亞太總部搬來上海，戴爾把亞太運營中心，以及宏碁、AT&T、索尼、飛利浦、巴斯夫和杜邦等“全球500強”，把區域總部先后從國內外其他地方遷至上海——這一幕，仿佛1843年重現，昔日的窗口一夜洞開，盛世奇景的上海灘，續寫的是斷裂了的百年傳奇。

　　2009年，美國《新聞周刊》發出感嘆：上海崛起，而香港則成明日黃花。

　　百年再出發

　　以世博會為界點，一向矜持的上海似乎有太多的理由為自己歡慶——她以1900萬人口的龐大身姿躋身全球大都市之列，超過750家外國跨國公司在這里設立辦事處，200多米高的摩天大樓多達30多座。漫步上海街頭，仿佛置身于曼哈頓鬧市，拜金女郎帕里斯·希爾頓造訪上海時都不禁感嘆“上海看上去就是未來”。

　　也是在此時，世界媒體對上海的關注達到高潮——德國《每日鏡報》、法國《快報周刊》、韓國《中央日報》、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等紛紛推出系列文章，關注這座城市的榮光，以及背后的進取之路——經過數十年的“冬眠”和自我掙扎，上海重返王者之位，借2010年的世博會，恰成舉世矚目的焦點。

　　那么，頂點之后呢？

　　事實上，隨著土地資源的后備不足和本土企業的競爭力欠缺，上海在騰飛的背后，也遭遇三岔路口何去何從的困惑。

　　面對外來企業把控市場的局面，財經作家吳曉波曾發問：為何上海出不了“著名企業家”？英國《經濟學家》雜志也探討：與舊上海注重創新相比，小白領文化占主流的新上海，可能有中國最好的日常管理人員，但必定缺乏具有創新沖動的企業家……

　　而美國《新聞周刊》在《上海習慣》一文中提出另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那就是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鴻溝：“這個無階級差別的和諧社會其實正在分化——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在沿海和內陸地區之間，在那些改革初期的獲益者和現在才慢慢富裕的人之間。”

　　種種隱含的危機，最終導致的是身份迷失。《時代》周刊在《上海重返巔峰時刻》中這樣總結：在追逐新潮的過程中，上海正逐漸失去它與眾不同的特質。而生活在這里的精英們，遭遇的則是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機——當繁華落盡，上海如何背負改革開放30年狂奔背后的隱疾和債務？下一步，上海該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又將往哪里去？

　　正如上海可以輕易成為東方巴黎，但短時間內絕不會是東方的華爾街，與其說，這是上海的瓶頸，不如說是整個中國都必須直面的難題。

　　“寧愿被人嫉妒，也不要被人同情”——很顯然，歷經幾度沉浮，上海早已云淡風輕。當整個世界都進入上海時間，她知道自己更需要的是什么。

　　百年之后，世博夢圓，那么，下一步，就是重新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