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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一切的大火中，那些令人向往的宏偉建筑，珍奇夢幻的藝術杰作，及人類文明史上無法重現的奇跡，都一一化為焦土。

關于這場火的對錯，首先便在聯軍內部爭辯起來。一位叫吳士禮的英軍中校贊同額爾金的決定，他認為“清朝官員的弱點就在于他們自高自大，皇上更是自詡為普天之下，惟我獨尊。要滅掉皇家的威風和尊嚴，……摧毀圓明園是最殘酷的一招。……圓明園的毀滅，也促使中國人從皇帝至高無上的荒謬信仰中夢醒過來。”一位法軍軍官也說：“英國人置身于真正的戰爭中，戰爭的目的就是迫使對手遵從強者為王的法則，所以一切有助于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都是正當的。”（布立塞《1860：圓明園大劫難》）

而更多的是譴責的聲音。法國大使葛羅男爵便對額爾金的計劃極為不滿，并拒絕參與行動。當他看到圓明園起火的時候，心情沮喪，他說：“假如能預見到我所經歷的一件件事，我就會拒絕這項使命。”法軍首領蒙托邦將軍則說：“這是與一個文明國度毫不相稱的復仇之舉，因為它毀掉了數世紀以來一直備受景仰的藝術品。”

正如布立塞所說：“徹底否定和譴責燒毀圓明園的聲音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根據，它的理論來源于普遍的道德觀和西方文明的價值觀。”因而，當時的西方，“很多人譴責這場大火，視其為毀滅文化的野蠻行徑”。“野蠻戰爭的邪惡，必然導致這些與我們自詡的文明格格不入的種種行為。”一位西方歷史學家說：“我們這樣做了，就使得中國人感覺到，我們才是真正的野蠻人。”

 征服者

圓明園的大火也讓聯軍陷入了無比兇險的短暫一刻，在以后的十天內，如果他們再找不到能夠打交道的對象，他們為“簽約”所作的一切便毫無意義，之前所有的勝利也將匯成終了的失敗。正如葛羅所說：“此時此刻，恭親王是我們僅存的救命稻草。”但一意孤行的額爾金，卻差點把恭親王燒得宵遁，如果不是隨從的官員們幾乎動武，恭親王看到黑煙的那一刻起，就已經上馬車遠走了。

驚魂未定的恭親王得到消息，如果在20號正午還未無條件答應英法聯軍的全部要求，那么下一個遭受滅頂之災的將是北京。而凌晨四點，法國大使葛羅便收到了恭親王的回復，奕■同意了聯軍提出的條件。

經商定，10月25日，恭親王與額爾金簽署中英協議，地點，禮部。地點的確定是經過了英國人精心的挑選。禮部不僅是清政府負責禮儀的部門，而且附近前門和天安門之間有一片開闊的地方，能夠提供宏大的場面，以滿足英國人禮儀上的展示。體現威嚴、力量及優越感的禮儀表演成了簽約當天英國人的主要動作。

一大早，英軍就占據了通往禮部的主要街道和幾處敏感地點，部署兵力，以應付各種可能的情況。下午，額爾金大使由軍隊護送前往禮部。軍人們穿得非常漂亮，吸引了一路上熙熙攘攘的中國百姓的目光。為了“大肆炫耀”，隊伍進行得緩慢，到達禮部大門時，恭親王已在那里等了兩個半小時。當額爾金的轎子抵達時，衛兵舉起兵器敬禮，樂隊演奏《上帝保佑女王》，而且額爾金還要求恭親王走上前去親自迎接。冷冰冰的見面禮過后，落座的順序也引起了麻煩。“額爾金不同意恭親王首先入座，雙方商定同時落座……”

簽字儀式完成后，額爾金拒絕了中國人準備的茶點，起身告辭。恭親王陪同額爾金一直走到臺階邊，道別時，向額爾金“透出了恨之入骨的一瞥。”正如葛羅所說，額爾金“存心讓恭親王等了兩個小時，使他深受傷害”，而且不止如此，簽約自始至終英國特使都對可憐的恭親王表現得極端無禮和傲慢。英國人太重實證，做事很少會率性而為，額爾金的蠻橫之舉，顯然不是貿然行事。布立塞說：“在額爾金對待恭親王的方式中，隱藏著明確的政治意圖：它向中國表明，英國不是在簽署一項和平條約，而是在簽署一項征服條約。在1860年，這位英國的代表回想起了在1793年被傲慢地拒之門外、無功而返的馬戛爾尼爵士，以及1816年履行使命失敗的阿美士德爵士。”

圓明園見證了英國人這三次的外交行動，也見證了來使一次次被“天朝”皇帝羞辱后的所積累下的仇恨，最后，這座皇家的宮苑便在英使憤怒的報復里，被燒成了斷壁殘垣。

縱火者原本以為打擊的只是皇帝本人，但是隨著“人們關于真龍天子——火燒圓明園的懲罰對象——的記憶”的煙消云散，整個民族都感覺受到了凌辱和傷害。圓明園漸漸成為整個民族的遺產，和她敏感的、灼痛的傷口。

大水法之變

被毀后的圓明園，留下影像最多的建筑在西洋景區，最著名的要屬大水法了，因為只有它一直孤獨地站立了下來。現在能看到一組照片中，從相對完整到只剩下幾根大柱子，沒有多少年，就一步一步地被折得“透通”起來。

考古學家從畢士博在1915年8月22日前后的某一天，花費100美元雇人力車到北京郊區拍攝了圓明園西洋樓建筑。根據現存于美國費利爾博物館的畢士博作品分析，他總共拍攝了23張反映西洋樓殘跡的照片，其中以迷宮殘跡遺址、大水法以及遠瀛觀全景最為珍貴。他拍攝的遠瀛觀及大水法全景照中，還能看到雕花立柱和拱型門框間一堵堵磚石嚴密的墻面，它們共同形成了遠瀛觀較為完整的景觀。景觀的外圍是當地一家家人陸元淳家的菜地和玉米地。1920年代左右，西人還在西洋樓景區為陸元淳留下了勞作的影像，他正趕著一頭牛在輾軋自家的玉米（圖五）。

到了喜仁龍1922年拍攝的這張照片中，大水法除了筋骨一般的雕花立柱，在火劫了70多年后還有相當一部分“肌肉”的留存——那些大型石磚填充在大水法以及遠瀛觀的立柱與立柱中間，形成半堵半堵的墻壁。5年后，當在中國海關工作的亞當再來拍攝的時候，大水法的“肌體”就被掏空了很多（圖一）。又過了幾年，到了圖二，大水法周邊開始顯得“剔透”起來，立柱之間的磚結構完全被掏空了，這些結實耐用的御用磚塊，被成群結隊的馬車拉出圓明園，有的流入建材市場，有的直接去給軍閥或舊貴們建宅院。到了（圖三）拍攝那年，大水法就和今天看到的殘景差不多了。不同的是，在此時，大水法的腳下到處是被折散的亂石板和石塊，后來這些散亂的石塊也沒有了，那些東西被人拉走，很合適鋪路面。

亞當這張照片是豈今發現的唯一一張帶有石魚的照片(見圖四右下角)，因此這張照片成了2006年從北京西單某民居找回石魚的有力證據。尤其值得關注的一個視角是，畢士博分明站在一個比較高的地勢上拍下了大水法和遠瀛觀。而自喜仁龍以后，就再沒有這樣高的地勢可以供用了——建筑遭到破壞的時候，山形水系同時被毀。(楊東曉整理)

奧爾末(Ernst Ohlmer)從諧奇趣主樓南側樓梯上往東南拍攝照片，可見部分主樓樓梯，連接音樂亭的連廊和東側的音樂亭，建筑細節都呈現出濃郁的西洋風格。由圖中可以看到連接諧奇趣主樓和音樂亭的連廊是一組券門組成的廊橋，連接主樓山墻上的側門和音樂亭二層，券門上方以洛可可風格的蔓草裝飾，券內原有雕花門，如圖中所見，顯然無一幸存。音樂亭呈八角形，內部有樓梯可以通達二層，外墻多以琉璃裝飾，色彩豐富，窗上飾有西式雕花。一層門兩側的立柱飾以典型的西洋渦卷式柱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