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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題與現狀

　　90年代以來，我國許多大中城市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大潮和經濟規律的作用下，舊城改造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改變城市面貌，提高人民居住水平，挖掘城市用地潛力等多方面的因素，使舊城改造在世紀末的城市建設中顯現出重大意義并占有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然而，舊城改造勢頭雖好，但在其運作過程中，問題和偏頗之處卻也不少，縱觀全國多數城市的舊城改造，忽視園林綠化建設，綠地率及綠化覆蓋率相對偏低、改造后的環境質量不高即是應當引起人們注意的問題之一。

　　按國家建設部的規定，舊城改造綠地率應大于25%。然而，從當前的情況看，多數舊城改造都未能達到這一指標，福州市園林局隨機抽查了該市5片舊城改造和新建的生活小區。結果，實際綠地率最高的僅為18%，有兩個片區甚至接近于零。昆明市金碧路舊城改造控制性詳規中的綠地率僅為20.4%，而將來改造后的實際綠地率只會比這一數字更少，據筆者在西安、重慶、廣州、昆明等城市的調查情況顯示，舊城改造后的綠地率均只在10%～18%之內；在有些舊城的商業黃金地段，改造后均只見密集的高樓商廈而幾乎不見有效的綠化和呈片狀的綠地。

　　據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數字，1995年，全國640座城市共有園林綠地67.83萬hm2，平均每個城市擁有園林綠地約1060hm2，而到了1996年，我國的城市已增加至666個，城市總園林綠地卻只為66.51萬hm2，比1995年銳減了13190hm2，城市平均擁有量也下降至998.7hm2，1993年，城市每萬人綠地面積為34.9hm2，經過兩年的建設，至1995年，城市每萬人綠地面積也僅為36.7hm2；而1996年的統計數字表明，該指標卻只為35.2hm2，比1995年下降了1.5hm2；換句話說，從1993年至1996年4年的建設過程中，城市每萬人擁有綠地面積僅增加了0.3hm2。又據建設部統計，1991年底，我國城市居民人均占有公共綠地4.1m2，到1992年，全國城市公共綠地減少了約1300hm2，人均占有面積亦下降到3.9m2，到1996年底該指標定格在5.29m2，也就是說，6年中，這一指標僅上升了1.19m2，進一步說，照此速度發展，且不說與世界上的園林城市相比，就是要實現《中國21世紀議程》中所提出的：“到2000年，城市綠化覆蓋率達到30%左右，人均公共綠地達到7m2左右”的目標也是十分困難的。從近十年的情況看，我國城市園林綠化、公共綠地建設呈現出忽漲忽落、徘徊不前的狀況，前景的確不能令人樂觀；而1996年底這方面數字的回落更使人憂心忡忡。況且，現實比數字反映出的情況更為復雜：一是全國城市呈現出極不平衡的狀況，如1995年末，全國46個主要城市中，人均公共綠地超過7m2的城市僅有1l個；二是不少城市看上去還過得去的綠化覆蓋率和綠地率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市郊的大片林木用地來體現的，在郊區、新區增加綠地的同時，卻伴隨著市區內公共綠地的大量減少。

　　上述令人憂心的數字和現象其原因固然很復雜，但卻直接與大量的舊城改造缺乏綠化建設息息相關。因為，舊城多處在城市腹部地帶，其影響作用對整個城市而言并非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

　　在綠地面積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舊城改造的園林綠化建設還存在著以下問題：缺乏從宏觀到微觀的、合理的系統園林配置；缺乏精美的、高雅的藝術層次和文化氛圍；缺乏真正能為人們提供休憩、使用、享受和置身于其中的園林環境；缺乏園林綠化與區內自然面貌、人文景觀有機的結合。

2　認識與觀念

　　舊城改造中的園林綠化并非只是多一些或少一些園林綠地的問題，它直接影響著整個城市的環境，特別是城市的生態環境。而建立生態性良性循環的高質量城市環境又是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途徑和基礎。據國內外的研究資料表明，在城市周圍缺乏森林的情況下，市區綠地面積應在30%～50%，才能起到改善城市環境、協調生態平衡的作用，從這一角度看，舊城改造中對園林綠化建設有所輕視的直接結果是影響了總的城市綠地率，舊城區內自身環境不良而無法發揮舊城改造的整體效益，舊城區內無法體現對人關心的生命意義；而其最大的危害更在于破壞了以園林綠化為基礎的城市整體生態系統。

　　觀其現象，思其本質。造成舊城改造中忽視園林綠化建設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卻是當今我國的城市在巨大的經濟利益杠桿支配下天平的傾斜。對比新區建設，舊城改造的前期投資雖然巨大而日后的投資回報卻不可限量；所以，這種“冒險”性質的“生意”使開發商不得不充分挖掘每一寸土地最大的經濟回報。然而，問題在于開發商的“意志”為何總能左右社會群體的“意志”而獲得現實中的存在？所以，更為本質和深層的原因則在于我們還缺乏一種觀念──一種理性的城市觀念，這一觀念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為城市是文明的聚集地，經濟生產是城市積累的過程，文明的環境和氛圍則是城市積累的目的和結果；二是高品位的城市文明和環境對于城市整體而不是城市局部的經濟發展和效益是有極大促進作用的。這應該是一種辯證的整體關系。其實，當今許多城市環境問題的發生根源皆在于人們對正確的、理性的城市觀念的喪失；這種觀念的喪失不但不同程度地表現在決策者、開發者身上，而且也表現在規劃師、建筑師和不少平民身上，換言之，是表現在一個大的社會群體的身上。因此，這種對深層觀念認識的缺乏，對于城市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

　　建立正確和理性的城市更新與改造觀念，轉變社會群體對城市改造一般意義上的理解，是解決舊城改造中忽視園林綠化建設問題的重要途徑，我們至少可以強調兩方面的內容來促進這種轉變：

　　第一，應當樹立整體、系統的觀念　舊城是整個城市的一部分，它與整個城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能把舊城改造的某些方面與整個城市的關系割裂開來，按系統論的觀點，系統中局部因素的性質是通過與整體的關系而被顯現的。也就是說，局部因素通過與其它因素之間的關系而深刻影響著系統整體。舊城改造的園林綠化水平上不去、環境質量差，這將對整個城市的環境質量產生無法補償的影響，城市規劃中的“木桶理論”能夠很好地說明這一問題：環匝木桶中的一塊木板低于其它木板時，整個桶中的水必將流失，這時，其它板塊再高也是無濟于事的。所以，舊城改造區環境的不良給城市造成的影響是不會因為其它區域有好的園林綠化環境而予以改變的，因此，我們應從城市整體的角度去看待舊城改造中園林綠化的建設問題。

　　舊城改造的目的在于提高城市生活的綜合效益，城市生活的多種功能同樣構成了一個整體的系統：道路交通、人口規模、經濟增長、用地性質、人文景觀、空間形態、園林綠化……，均是系統中不可缺乏的因素。這里，每一個因素質量的降低都會使系統整體的質量降低。當前，不少舊城區的改造一味追求較高的建筑容積率和占地率以求得較大的經濟效益，一味追求道路的拓寬和打通以解決交通問題。而在此同時卻對空間形態、行為心理、城市景觀，特別對園林綠化等“軟”的因素不能給予充分的重視。其改造的結果非但不能恢復舊城區往日的生機，相反，卻使之缺乏活力，環境質量惡化。這方面的教訓應該是深刻的。

　　第二，恰當地尋找和建立最佳“平衡點”的觀念　建立城市生態環境體系，首當其沖必須建立城市綠色體系，舊城改造也不應例外。然而，舊城改造之所以困難也就在于開發中“經濟利益”與“環境改造”之間巨大的矛盾。一味地追求高容積率顯然不妥，但過于犧牲經濟利益，單純地追求很高的綠地指標，無疑也易于使舊城改造流產。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決策者、開發者、管理者、規劃設計者都應依據所在城市的特殊性，找準切入點，恰當地尋求經濟利益與環境改造之間的平衡點。要實現這一點并不容易，但應該有這樣的觀念。否則，舊城改造中的園林綠化建設就失去了指導原則，極容易走入誤區。

　　實例1　合肥　1984、1987、1991三年被評為全國綠化城市，1992年與珠海、北京并稱為全國園林城市。早在80年代，合肥市在進行建設部“大中城市舊城改造如何結合保護古跡發展綠地”的課題研究時，就確立了沿宋代古城墻遺址修建環城公園綠色體系的構想。實施后的綠色體系線性環狀發展，串聯了多處古跡及風景園林，成為合肥市的第一圈綠環并被美譽為“翡翠項鏈”而獲得普遍的好評。這樣的方式既不過多地占用老城區內的用地，保證了舊城開發的土地利用率，同時又使舊城周圍的園林綠化的數量及質量大為提高。

　　實例2　蘇州桐芳巷住宅小區　這是一個位于古城內的舊城街坊成片改造項目，用地不可謂不緊，建筑密度不可謂不大(48.2%)。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求有大塊的公共綠地是不現實的。因此，小區充分結合街、巷、弄、庭院的格局，結合古城的歷史文化意蘊，著力營造了精巧的小型庭園和宅旁綠化，很好地將住宅與古城街巷肌理和蘇州園林的風格特點加以融合。雖然綠地率不高，但小區環境親切、園林綠化清新雅致，具有濃濃的“家園”感。

　　上述兩例都在于尋找到了一個恰當的結合點(或稱平衡點)而使土地開發利用率與園林綠化建設兩者相得益彰，前者是從合肥市的整體性與特殊性出發，后者則從蘇州特有的古城肌理與園林特色入手。這種尋求“平衡點”的觀念與方法，既是主動、積極的，也是現實和富有生命力的。

3　策略與方法

　　如果辯證地看待舊城改造中的難點與矛盾，實現經濟、社會、環境三個方面的綜合效益其實恰恰給舊城改造提供了歷史的機遇與挑戰。作為園林綠化建設這樣一個舊城改造中的重要方面，的確應該在運作策略、建設機制、規劃設計上予以更多的關注和思考：

　　3.1　從決策管理層面上，政府及城市規劃管理部門應對舊城改造中的園林綠化建設予以足夠的重視，施以足夠的建設力度，有幾個方面的工作是需要做的：

　　3.1.1　應盡可能地利用舊城區內的各種有利與特殊的條件，開發各種集中型的環狀、線狀、片狀的園林綠地。這是政府對城市的職責而不能過多地依賴于開發商的“綜合開發”。這種專門的綠化建設既有利于土地集中有效地使用，也給舊城改造建立了良好的環境上的依托。如：合肥、北京的城市綠環，深圳、天津等城市郊外綠地向市內延伸的綠楔，成都府南河、昆明大觀河、上海外灘的沿河、沿江綠帶，都為其區域范圍內的舊城改造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條件與優勢。

　　3.1.2　在舊城改造規劃與城市設計完成后，政府應將其中園林綠化方面的內容(如：措施、做法、指標)變為開發建設中的法規并建立相應的監督機制。

　　3.1.3　應對開發商的開發加以控制和引導，倡導他們在土地效益及園林綠化的結合上進行積極的探索。宣傳那些尋找恰當的切入點，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俱佳的舊城改造項目；對其開發中在園林綠化方面所做的貢獻予以鼓勵而對其所做出的破壞給予嚴厲的懲罰。近年來，不少城市的政府部門都在努力對開發項目實施正確的引導，這是好的現象。但也有少數地方政府，非但不做上述方面的工作，反而將城市中最好的舊城黃金地段交給一些只顧發財的開發商去哄炒地皮或恣意開發，這種極端不負責任的做法，后果將不堪設想。

　　3.2　在開發與建設層面上，應根據時代與社會的發展變化，對以往的開發模式進行有機的改革。當前，舊城改造的各個方面都處于探索之中，很難說已形成較成熟較系統的、且有普適性的開發新模式或新機制。但有些方面的探索卻是很有啟示作用的。如有些城市在多年前就成立了專門從事園林綠化的開發公司，以有效地在房地產開發之外主動、積極地進行集中、成片綠地的開發運作。這樣的好處在于開發者將園林綠化視為開發主業并用此來獲得回報。所以，園林綠化在開發中不再是一個次要因素而成為主要因素，從而使開發在積極的狀態中進行。上海市90年代初成立綠地開發總公司，僅4個月后，就提出了可行的市域綠地成片建設構想并投資180萬元，開工建設了2hm2公共花園綠地；到1992年底，約開工了22hm2成片綠地；1993年又完成了約34hm2。此外，不少城市也在探索開發生態經濟型的園林綠化。如天津的城市規劃中就明確提出要將市區內的空地轉變為果園、花圃、苗圃等生產性綠地，這樣的做法顯然是在挖掘園林綠化的經濟潛能，使開發園林綠化形成良性循環并產生好的經濟效益。

　　3.3　在規劃設計層面上，更應該根據每一個舊城改造項目特定的場所、環境及開發性質，研究不同力度和不同內容的園林綠化方案而切忌指標上的一刀切和單一模式的綠化類型，在河流水系貫穿于其間的舊城改造中，綠化建設應依河道線性設置綠帶和綠色景現。在滲透有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舊城改造中，綠化則應環繞四周而形成片狀的綠色體系，山地的舊城改造更應強調坡向上的垂直綠化體系，如綠色墁坡、綠化檔墻、綠化步行走廊、屋頂花園、梯臺綠地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舊城改造的園林綠化更應與舊城的空間結構、形態肌理達成有機的統一。例如在泉州舊城中心區的規劃設計中，設計者有意將綠化環境布置在文廟廣場、文化宮、百源川池四周以形成集中綠化，而其余區域則保持富有傳統特質的街區結構肌理和空間形態。又如北京菊兒胡同四合院改造以及前述中提到的蘇州桐芳巷小區也都在力求使園林綠化順應和延續、強化和發展老城區的街、巷、院的空間體系。

　　此外，舊城改造的規劃中還應重視和研究以下幾個方面的轉變：

　　(1)園林綠化應由簡單的配置向高層次的藝術設計轉變。

　　(2)“見縫插針”式的綠化模式應向整體，有序的系統組織轉變。

　　(3)應由平面的綠化向立體的、空間的綜合綠化轉變。

　　(4)應由過去綠化與歷史人文景觀的分離向兩者之間的有機結合轉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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