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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是《濕地公約》簽署40周年。2月2日，即將迎來第15個“世界濕地日”。世界各國都在以各種方式喚起人們對濕地這一具有強大生態功能的生態系統的關注和保護。

　　從全球層面看，濕地生態系統是現今全球退化、喪失最快的生態系統。從中國的現狀看，整個“十一五”期間，中國的自然濕地退化、喪失趨勢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在這個特別的時間點，國家林業局副局長印紅接受了專訪。她向記者坦陳了當前中國乃至世界濕地保護所面臨的各種尷尬和困境，直言保護乏力背后的制度和政策缺失，并呼吁今后50～100年間的重大決策，必須解決好現有的各種濕地資源利用方式之間的平衡關系。“但這些還沒有引起全社會的足夠重視�！庇〖t提醒到，“當問題后果在10年、20年后出現時再采取行動，將為時太晚。”

　　濕地生態退化的壓力與日俱增

　  記者：1971年《濕地公約》簽署以來，世界濕地保護面臨的形勢如何？

　　印紅：這40年來，濕地生態系統在應對這些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中的地位與作用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重視。至2010年底，共有160個締約成員國加入了《濕地公約》，國際重要濕地名錄覆蓋著1910片總面積超過1.87億公頃的重要濕地。但根據2005年聯合國千年生態系統評估（MA）的結論：濕地退化和喪失的速度超過了其他類型的生態系統退化和喪失的速度，同樣，棲息在淡水和濱海濕地內的物種生存狀況，也比棲息在其他生態系統內的物種生存狀況更加惡化。引起濕地退化和喪失的主要直接原因是基礎設施建設、土地開墾、引水、富營養化、污染、過度捕撈、過度利用以及外來物種的引入，主要間接原因是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加快。

　　預計今后全球氣候變化將進一步加劇濕地的喪失和退化狀況，加劇棲息在濕地內的物種減少或喪失的狀況，并增大許多地區的疾病發病率。同時，預計富營養化對江河湖沼、濱海等自然濕地的威脅將日益加大。各種的直接導致濕地生態退化的壓力與日俱增，加大了濕地生態系統出現劇變的可能性。這種劇變的強度可能很大，并且要扭轉它可能難度很大、代價昂貴，甚至無法得以扭轉。

    記者：您認為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印紅：從全球層面看，一方面濕地保護依然缺乏全社會的認同、支持。目前，在全球發展面臨的各種挑戰中，生態以及自然資源的安全很難排上各國政要的議事日程，當問題后果在10年、20年后出現時再采取行動將為時太晚。濕地生態保護，可以說是為未來創造綠色財富，但是在現實中并不被政治家理解，仍然缺乏有力的支持。

　　另一方面，科學政策不適應全球濕地保護形勢。有科學家認為：傳統的自然保護方式基于就地保護，其指標也不外乎是生物多樣性、自然性、獨特性、稀有性和代表性，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科學和政策都不足以維持全球濕地生態系統的數量和質量。如，濕地科學研究仍然缺乏廣度和深度、重點和相關性；與社會其他優先發展目標相比，濕地政策相當乏力等等。事實上，今天的管理者、決策者在開展生態系統管理時，需要采取更加全局、整體的方法，并不斷補充、更新知識。

　　濕地往往成為犧牲品

　　記者：中國的濕地保護現狀如何？存在哪些問題？

　　印紅：從2008年起，中央財政計劃三年共安排資金4210萬元，啟動開展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通過對比分析首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和已經完成第二次調查的6個省份的情況，北京、吉林和廣東的濕地面積在進一步減少，黑龍江、江蘇和天津雖然濕地面積沒有減少，但濕地效益和功能還在下降。

　　從第二次全國濕地調查來看，目前我國濕地主要存在五大問題：一是濕地生物多樣性衰退趨勢明顯，許多重要濕地部分或者全部喪失作為野生動植物棲息地和繁育地的功能，給生物安全帶來威脅。二是由于濕地面積減少和功能下降，一些內陸濕地喪失了淡水存蓄、調洪蓄洪的功能，加劇了水資源危機并增加了洪水災害風險。三是濕地存在的幾大主要威脅因素，開墾與改造、污染、泥沙淤積和水資源不合理利用依然嚴重。四是大量的改變濕地功能、用途的不合理利用活動不但得不到有效控制，而且在繼續加劇加重；黑龍江三江平原濕地、沿海省份的濱海濕地等仍然面臨著被開墾和圍墾的巨大威脅，我國西部地區的許多重要濕地由于上游水資源被轉為他用，濕地面積嚴重萎縮甚至干涸。五是濕地保護投入短缺，遠遠不能滿足保護管理工作的實際需要。

　　記者：作為濕地保護的高層管理者，面對目前的形勢，您感受到的挑戰和壓力有哪些？

　　印紅：在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的形勢下，我們保護濕地所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一是在有限的國土開發空間格局中，濕地在土地利用方式的競爭中始終處于劣勢的地位沒有改變。一直以來，原生、自然濕地多被定義為“荒灘”、“荒地”，在現行土地利用分類中被列入了“未利用地”，往往成為保障耕地、建設用地、林地等的犧牲品，直接導致了濕地面積銳減，進而極大地壓縮了地表水存蓄空間。

　　二是濕地保護管理工作涉及面廣、復雜性高，林業系統組織協調的管理能力亟待提高。濕地由于其開放性和對其科學認識上的不同，確定濕地邊界和認定濕地范圍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困難的工作；又由于水系連通的特性，決定了做好濕地保護必須綜合考慮上下游和左右岸的全方位工作，只考慮局部工作無法解決濕地面臨的問題和威脅；濕地保護管理實踐中針對單要素的管理政策格局已經固化，同一空間管理目標不兼容甚至沖突；大部分保護管理人員缺乏濕地生態保護管理的相關專業知識與實踐，人員素質不適應崗位要求等等，所有這些都極大地增加了濕地保護管理工作的挑戰性。

　　三是履約責任對不斷強化國內濕地保護管理提出更高要求。通過多年的努力，我國濕地保護管理工作在國際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成為發展中國家開展濕地保護的典范。但其中部分國際重要濕地面臨的潛在壓力已為國際社會所熟知，如果不及時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必然會被列入《濕地公約》的蒙特勒記錄之中，不僅有損國家形象，更為當地政府帶來負面政績影響。

　　記者：我們應當如何處理濕地保護與利用的關系？

　　印紅：“絕對保護”和“無序開發”的理念在濕地保護領域都是不可取的，對維護濕地生態系統健康都是有害的。濕地生態系統擁有巨大的經濟價值，但只有在保護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濕地資源，才能保證濕地生態系統持續發揮效益，這就是《濕地公約》倡導的“合理利用原則”。當前，在自然保護區和濕地公園的建設和發展過程中，一些地方沒有很好地處理二者的關系，過度利用濕地的各種資源，不僅導致濕地資源枯竭，還對濕地生態系統產生了不可逆轉的負面影響。只有做到既促進生態保護，又充分發揮經濟效益，才能實現保護和合理利用的“雙贏”，才能使濕地保護管理工作走上健康可持續的發展軌道。這里我要強調一點，作為濕地保護的管理者，一定要轉變保護與利用就是對抗、沖突的思維與決策定勢。

　　濕地生態系統的退化或喪失通常取決于生態保護與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之間的競爭，表象是矛盾、沖突，實質上是尋求平衡、兼顧，只要尊重科學規律、把握發展規律，睿智的管理者就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平衡點。要想使社會從濕地生態系統中最大可能地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利益，必須從和諧、統籌的立場解決好決策者、管理者的認識問題。

　　濕地保護事關未來國家安全

　　記者：剛剛過去的“十一五”，我國濕地保護的成效如何？“十二五”期間，又有什么樣的目標和預期？

　　印紅：“十一五”期間，全國新建濕地自然保護區80處，濕地自然保護區總數達到550多處；國家濕地公園由2個增加到145個、地方濕地公園120多處；新增國際重要濕地7處，總數達到37處。全國每年新增濕地保護面積30多萬公頃，自然濕地保護率從“十五”末的45%增加到“十一五”末的50.3%左右，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完成了“十一五”規劃確定的“50%”的目標任務。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要求，“堅持保護優先和自然修復為主，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指出要“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保護好草原和濕地”，這些為我們做好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濕地保護管理工作明確了方向。同時國家生態補償制度建設的推進、中央濕地生態保護補助財政專項資金的設立等等，都是我們繼續強化濕地生態保護，抓好管理工作的機遇。

　　下一個五年，我們的目標是力爭到“十二五”期末，使自然濕地有效保護面積比重從49％提高到55％，初步緩解濕地面積減少和功能退化的趨勢。

　　記者：我們應當如何從生態安全的角度看濕地保護對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意義？

　　印紅：未來的國家安全，將越來越依賴于生態以及自然資源的安全。生態退化和自然資源消耗的日增，會不斷放大經濟高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威脅，如水污染與人類疾病、森林退化與木材短缺以及水源涵養能力銳減、濕地喪失與漁業減收、沿海紅樹林培育與人居安全風險等等�？梢哉f生態破壞問題的積累，將進而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之一，生態安全對于國家實現和平發展、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今后50～100年間的重大決策，必須解決好現有的各種濕地資源利用方式之間的平衡關系，以及現有的利用方式與未來的利用方式之間的平衡。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必須轉變觀念，確保能夠有效地采納和實施跨部門的管理方法，這些跨部門的管理方法采用協商和透明的原則，可有效地處理好各種利益得失關系，確保濕地所提供的生態服務的長期可持續性。

　　但對于濕地的生態服務功能，目前大部分的政府工作人員和整個社會尚缺乏全面認識，就濕地直接或間接地為人類（野生生物）提供產品和服務這一重要功能已經為社會初步認知，但濕地生態系統維持環境質量，影響環境容量的重要功能尚未得到正確認知和政治肯定。為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擴大面向各級政府的濕地生態科學知識的普及，更加注重濕地生態保護服務于國家可持續發展的貢獻率，更加主動地將濕地生態保護融入現行的體制機制、政策中，主流化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踐。